九年只做一件事
寇延丁
周鸿陵说：“我们的‘新时代’是一个政治NGO。一个致力于推行公民教育的政治NGO。”
在NGO之前冠以“政治”，是一种很唬人的用法，让我有些紧张。倒是周鸿陵本人，淡然并且坦然：“政治”是一个极其宽泛的词，含义可以有无穷大，广义的政治意味着公民社会下人人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我们致力于公民教育，所有实务层面的尝试都是在各级政府合作之下推行的，并被社会各界所认可，没什么好顾虑的。
周鸿陵领导的“新时代”全称“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此前则是“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如果再早一点，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这个课题组的简称“天村”，因早在世纪之交就开始村民自治实验而大名鼎鼎。
翻翻“新时代”或者“天村”的历史，就会发现周鸿陵所言不虚。“天村”从1999年开始，历时4年，在3个镇、10个村开展工作，得到了湖北沙洋县政府的支持；在北京东城区九道湾社区进行的民主选举还被民政部评为2002年度民政系统十大靓点事件，称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基层民主。九道湾基层直选引起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度关注，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并且，因其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又值中央换届选举，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丰富的联想。
在这些实验中，不时可见“民主选举”和“公民教育”一类字眼。周鸿陵常说：“在现代社会里，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如果想解决所有问题，离开民主是万万不能的”、“权利责任意识与科学理性精神是公民意识的核心”。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社会主体要从臣民变为公民，根本所在就是要开展公民教育，“新时代”的核心任务即是公民教育。2005年，周鸿陵在《南风窗》发表文章介绍“新时代”的工作，题为《六年只做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公民教育。时至今日，“新时代”已走过九年历程，做的仍然是这件事。
“新时代”致力公民教育，认为“民主实践不但需要公民教育来支撑，民主实践也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让人很好奇，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新时代”的公民教育实践
2005年8月，与周鸿陵在一次公民教育培训班中相遇，这次培训班给每人留下一个“作业”：设计一个戏剧方案并具体执行。
两个月之后，大家带回了丰富多彩的戏剧设计方案，周鸿陵和他所在的小组带来的是一个听证会。这个小组有一位中学化学老师，方案和高中的化学课结合在一起，将公民教育与选修课目“合成氨制造”结合在一起，设计了一个合成氨化工厂的听证会。老师提前将有关内容布置给学生，既有化学课本上与合成氨制造有关的知识，也有相关公民权利以及一般的项目审批办事程序，然后，由同学们自己参阅课本，查找资料，设定角色，同学分成三拨，分别扮演“政府决策部门”、“投资方”和“本地居民”，分“听证会”和“投票”两幕，没有预先设定的答案，要由三方通过讨论、通过辩论最后做出决定。
这个方案吸引了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包括香港老师在内的许多人在培训结束之后专门赶到学校观摩了这次公民教育实践课。
“听证会”先由“投资方”上台介绍合成氨的原理以及与工厂有关的内容，包括可能产生的污染和相应的治理方案，以及工厂本身的经济效益和对当地产生的相关作用，然后是“居民代表”发言和提问，最后全班同学站在一起，投票决定建还是不建。
扮演居民的同学设计了不同的角色、不同的需求，分别向政府和投资方提出了拆迁补助、污染、优先就业等问题，那场面很像一场真正的听证会。特别是到了“听证会”最后阶段，作为课堂组织者的老师做最后发言：“同学们，将来你们有可能是社区的居民，有可能是掌握资金的投资商，也有可能是手握印把子决定这个厂子能建还是不能建的政府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要想一下，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怎么样用好自己权力，投好自己的神圣一票。”
我录下了那次模拟投票时同学们的决定：
“建，对国家建设有帮助。”
“不建，对我们生活没有好处。”
“建，国家国民收入会增加。”
“不建，投资太大不能收回成本。”
“不建，对这个项目还是不太了解。”
“建，对周围居民和厂家都有收益。”
“不建，对这个不太相信。”
“建，有利于经济发展。”
“不建，污染对人体危害大。”
“建，我认为这是咱们国家工业经济实力体现。”
“不建，有可能污染太大。”
“建，促进我国化学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
“不建，对环境没有好处。”
“建，综合国力提高。”
“建，对自身有好处。”
“不建，没有多少切身利益。”
“不建，环境污染。”
“建，有利于国家发展。”
……
我注意到了，同学们投票“建”的理由既有“国家”的利益和“经济发展”，也有“自身的好处”；同样“不建”的理由也是各种各样的，既有“我们的生活”或者“没有多少切身利益”，也提到了“环境污染”和“对这个项目还是不太了解”。似乎可以把这视为国家利益、经济建设需求与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的一种碰撞与对话，大家在寻求一种途径，通过对话、协商来协调几方利益需求。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节戏剧选修课差不多只是孩子们的一场游戏，而“民主”、“公民”、“权利”之类的词看似简单，其实含义颇深并且渊远流长，通过一堂课或者几堂课进行公民教育，能有多大作用呢？看看周鸿陵和他的同事此前在许多村子进行的工作，也不过只有半月左右的时间。针对这个问题，早在2003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似有同感，曾经问道：“你们到村里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一般是半个月左右。只要这一点点教育就可以启动民主了吗？”
周鸿陵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愿望，如果再给他们提供赋权的制度安排、维权意识等，让他们知道通过维权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是愿意采用民主的办法解决社会事务的。就像人穿上一件好衣服，觉得好，就不愿意穿破衣服一样。”说到公民教育的前景，周鸿陵总是比较有信心的：“只要开了这个头，这门就关不住了。”
五年之后，我再提这个问题，周鸿陵感慨颇多：“生活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公民教育也有了不同的背景和基础。文化水平的提高、电视广播的普及、特别是网络的兴起，对于传播信息、普及公民教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许多途径获取他们需要的公民知识，遇到问题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我们，很多上六七十岁的老人通过网络查找到我们机构的资料，给我写电子邮件进行沟通，你会惊异地发现，许多人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不亚于大学学者，不亚于我们这些专事公民教育的人。我们一定不能低估大众的认识水平、不能低估大众对公民教育的迫切需求和接受程度。”
危机干预：转型期里的积极探索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沙洋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实验、北京东城区九道湾社区民主选举和石景山鲁谷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实验等一系列尝试，“新时代”通过实验论证了可以通过公民教育提升公民素质进而扩大公众参与来实现基层民主自治，也在实践中找到了社会安全转型的路径，即通过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意识，通过公民行动扩大公民参与，扩张公民社会实现社会转型。
根据世界其他国家转型经验，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间，社会矛盾增加、冲突加剧，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中国的发展也未能例外，2003年人均GOP超过1000美元,调和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变革、通过制度创新完成社会转型成为社会的核心任务。坚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社会转型，是新阶段里“新时代”的核心任务。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自己的问题，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新时代”，2006年初，河北某县王家营村委会邀请“新时代”帮助他们解决持续了十几年的土地纠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圈地经商热中，来自北京、天津的三家公司和当地税务、工商等部门征用了500余亩土地，那时候一切以加快发展为中心，流行“先上车后买票”，土地的出让购买手续都不健全。而且，村民对这些土地的转让亦有不同意见，因当时的村支书有黑恶势力背景，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虽然一些维权意识强的人也曾向有关部门偷偷反映过，但都杳无音信。
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银根收紧和黑恶势力干扰等原因，被征用的土地一直未能有效开发利用。2000年，“打黑”行动除掉了黑恶势力，土地转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浮出水面，2004年，维权村民通过竞选成为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维权转成了村民自治机构代表村民维权，由上访转向诉讼。诉讼并没有解决村民的问题，在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下，部分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仍有两家公司占用的330亩土地是否合法、补偿款是否合理等问题没有解决，县有关部门拖欠的借款也没有偿还。
维权过程中，一些村民采取了激烈的方式阻止公司建设项目，冲突发展到2005年8月，公司方指使人手持砍刀、镐柄打伤村委会成员张某夫妇。这一恶性事件让维权走到了十字路口，激怒了村民，也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压力。
这起始于上世纪开发热潮的土地纠纷牵涉到村民、公司、政府方方面面，是中国社会维权的一个缩影，这起事件、以及此前许多地方发生的类似流血事件，都迫使人们对维权活动的方式、对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进行思考，迫使人们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新时代”接受维权村民的邀请，成立了专门的课题组，理论指导宋旭民、组长周鸿陵，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必须引进对话、协商、谈判机制，坚持责任、理性、建设性原则。他们认为：要形成协商维权机制，达成和谐维权目标，必须赢得当地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争取在地方党政领导的主导下，构建官民良性互动、多方协商对话机制。这就要在深入了解案情和成因的同时，了解相关各方的情况、态度和需求，不仅要了解维权村民的需求，也要了解地方党政领导和开发商的想法。
在开展以上工作的同时，他们积极创造对话机会，主动与地方党政领导进行沟通。周鸿陵代表全体项目组成员给县委主要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项目组成员致力创造和谐、协商解决社会冲突的宗旨意愿，表达了项目组通过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达到多赢、共赢局面，为当地消除不稳定因素，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路。包括项目定位——服务社会；项目目标——促进社会和谐；利益交汇点——市场有效开发；项目原则——尊重历史、照顾现实；项目关键步骤——公民教育；项目方式与过程——对话、协商、妥协等等。
在这封长信中，周鸿陵特别强调“用和谐的思想指导解决问题，其过程将是一个协商、妥协、智慧、文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都要承受必要的牺牲，每一方也都会将自己的权益得到伸张。要放弃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即完全斗争的方式，要在共处、共荣、共赢的基础上使矛盾得以化解。”之后，县领导采纳了项目组的建议，从此王家营项目被正式纳入协商对话的程序之中。
但是，启动对话程序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问题毕竟已经存在了14年，渊源颇深、积怨太多，协商对话的难度本来就大，而且，最初对话中，一些官员的意识并未转变，自觉高高在上，增加了对话的难度。同时，某些村民也暴露出臣民或暴民意识，对官员表面顺从而私下抵触，对话偏执、无序。参与各方能否转变观念、理性对话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同时，相关人员缺乏对话技巧也增加了协商难度，会议的秩序维护、意见表达技巧及文明程度都不尽人意，甚至一些人不讲诚信。
尽管如此，协商对话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只有通过对话协商、民主法治而不是外部冲突或者依靠权力甚至民粹式的极端方式，才能够防止社会危机的扩大，这是周鸿陵和“新时代”同仁的共识，也是维权村民、政府和开发商的需求。特别是在流血事件发生后，几方面都认识到不能任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愿意冷静下来倾听专家的理性声音。这是目前转型期危机的特点，也是王家营的问题最终能够得以解决的重要原因。
为探讨几方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项目组做了大量工作，调研的过程是与不同方面的代表进行单独协商的过程，也成为周鸿陵和同伴们面向各方开展公民教育的过程。经过45天的工作，于2006年5月16日完成了调研报告，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开发商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政府在所属土地市场化过程中给予政策支持，王家营村要对政府依法行政、开发商依法开发积极支持。
各方对项目组的结论和建议都基本接受，也都表达了愿意继续委托他们进一步协调的愿望。但接下来的40余天协商仍是整个工作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正如周鸿陵在给县委书记的信中所说“每一方都要承受必要的牺牲，每一方也都会将自己的权益得到伸张”，权益的伸张和必要的牺牲总是相伴而生的，村民要割舍祖辈耕种的土地，政府要走下领导一切的地位接受政府、市场、社会几方共治的局面，开发商也要付出相应的经济补偿、在此后的经营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终于，在2006年6月26日完成了《关于解决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报告》，村民得到了更多的补偿，也为日后市场开发中更多参与创造了条件；开发商可以在和和气气的氛围里开发并获益；政府得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通过对话，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有关各方都在协商中得到了利益，至少是得大于失。
创造和谐需要“第三方”
王家营土地纠纷的平稳解决向人们证明了：只要改变观念，扩大公民参与，理性对话协商，官、民、商良性互动，就能够实现各方妥协共赢、解决社会危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安全转型。同时，相关各方也充分认识到了“新时代”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的必要性。
王家营事件之后，“新时代”又相继受邀参与了多处类似工作，“危机干预”已经成为机构主要工作之一。周鸿陵发现，维权百姓往往“两条战线作战”，一方是侵权利益集团，一方是基层政府。周鸿陵认为，虽然基层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换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到了县、乡以下，党中央行政改革的政策往往很难落实，但“贪腐+黑恶”势力才是侵害百姓的主要因素。贪腐势力往往是“贪污了钱、掌握了权、控制了公共资源”，这种力量一旦与黑恶势力联合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最近见到的一些黑恶势力与大资本沆瀣一气、为非作歹甚至控制基层政府的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与之相对，受“贪腐+黑恶”势力侵害的百姓本来就居于弱势，没有钱、没有权、不掌握公共资源，要什么没什么，受到侵害之后，想走法律途径，诉讼成本本来就高，一旦贪黑勾结，诉讼之路往往也走不通。许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容易失去理智，以暴抗暴、铤而走险，这样，社会冲突加剧，自然会对安定团结带来极大的危害，本来受侵害的无辜百姓也就站到了政府和法律的对立面上，问题更加解决无望。
在具体介入危机的过程中，周鸿陵同时发现，除维权百姓之外，许多时候基层政府也居于弱势，他们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面对剧烈的利益冲突，也是很矛盾、很为难的。周鸿陵把这种情况下的基层政府称之为一个“新的弱势群体”，说到“弱势群体”这个词，周鸿陵笑了：“再有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我们了，不掌握公共资源、没有钱也不控制媒体”。接着，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们对现实有充分的认识，有正义和良知，又掌握了先进的理论，在冲突中没有直接利益相关，可以冷静、清醒、公正地处理问题，这又是我们的优势。事实证明，我们也是社会变革中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解决问题需要我们，基层政府和老百姓需要我们，这几种弱势群体都是社会的健康力量，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才能有效地对抗贪腐、黑恶力量，实现社会公平和民主法治，推动社会进步。”
通过尝试，“新时代”进一步明确：要团结健康力量，反对贪腐势力，推进社会转型。下一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通过局部地区进行和谐实验建设，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公民教育、公民行动和公民社会培育，以责任、理性、建设性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整体动员整体推进，在一定区域内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心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有民主化、市场化、自治化的现代化和谐社会。要想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归根到底，最基本的还是一条——公民教育。
附：周鸿陵原文
六年只做一件事
2005年9月《南风窗》
从“天村实验”到“沙弯选举”，6年了，我们致公教育研究院事实上只做了一件事：公民教育。2001年12月26日，澳籍学者何包钢、北大教授张静问我开展农村民主自治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我说是公民教育。2002年有记者问我，北京首次社区民主直选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我说是公民教育。其实，从1999年开始，公民教育项目在我们的机构就占有核心地位。
公民教育是前辈们的交代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化，在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架构得到确立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市场经济越成熟，我们越是认识到“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是搞不通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改革”(邓小平)。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定了政治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但对于如何实现民主法治的目标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面对这一问题，有专家在1997年谈到中国政治现代化时说：“千差距，万差距，缺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最大差距。”1998年明确提出的从公民教育着手，提高公民意识进而推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的道路设计，得到了于光远、李锐、吴象等前辈思想家们的支持和认可。为了推动公民教育事业，前辈们不顾年老体衰，在1990年代后期开展过一些实际推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实际效果。公民教育事业成了老一辈思想家们对我们后来者的交代。
公民教育也需要宣传
或许由于我们偏离民主法治的时间太久了，公民意识的重要性在当时许多人看得并不清楚。一些人又开始对政治改革缩手缩脚，而另一些人则又开始寄希望于群众运动。历史告诉我们不能再折腾了；现实也告诉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1999年春暖花开时节，我们终于想通了。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只有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的公民意识，才可以平稳地过渡。我们提出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社会主体要从臣民变为公民，所有的国民都要具有公民意识，为此必须下大力气推动公民教育事业。但在当时，这只是我们少数人的观点。怎么办？我们去请教前辈，前辈只给了一句话：“公民教育是需要宣传的。”
那个时期，我自己写了《公民及公民主义》、《公民时代的想和做》等文章。我们的机构也多方寻找合作，联合社会各界来倡导公民教育。2000年，我们开始与《工人日报》合作，开辟了公民社会专版。2001年元旦创建了公民教育网站，大力宣传“权利责任意识与科学理性精神是公民意识的核心”。
这个时期我们也十分热衷于将公民教育引入基础教育当中。我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公民教育应从娃娃抓起”。2001年2月27日，我们机构与《工人日报》共同邀请了茅于轼、谢昌奎、徐友渔、叶廷芳、杨志福、郭履灿等专家学者召开了公民教育座谈会。会后我们动员了30多位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第九届第三次会议提交了提案，建议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增加“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明确把公民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范围之中。
宣传还是十分有意义的。记得在中国申办奥运成功时，北京电台曾邀请我就公民教育与奥运进行过专门的采访讨论。社会上也开始有更多的人关注公民教育了，第二年，国家通过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
60岁我才知道什么是公民
公民教育对当下中国最重要的意义是可以成就民主法治。建设民主法治的同时也可以促进公民教育事业。对于我们的机构而言，这不是一句空洞的理论宣言，而是我们在进行了长达5年的基层民主实践后的深刻总结。
从2000年到2003年，我们机构与湖北沙洋县政府、沙洋县民政局合作在沙洋群力村等10个村进行了公民教育和民主自治实验；2002年，我们与北京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合作，在九道湾社区开展了公民教育和社区民主实验。
2004年初，在北京海淀区的区人大换届选举中开展推动自荐候选人参选的实验项目。根据这些民主实践项目的经验，我们发现“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通过公民行动扩大公民参与，扩张公民社会实现社会转型”是一条社会安全转型的基本路径。
在农村或城市社区进行民主实验时，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和孙中山当年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国民不相信公共权利来自于公民授权，对通过投票选举来实现授权十分冷漠。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没有经过认真民主选举的地方，社区成员对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参与程度十分低。所以，我们在进行民主实验的过程中，首要工作往往是开展社区调查和公民意识的启蒙教育。
当然，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实践不但需要公民教育来支撑；同时我们发现，民主实践也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一名参与投票的老奶奶说：“18岁时，我只知道什么是成人，60岁我才知道什么是公民。”
公民教育需要联合行动
公民教育是属于全民的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就是在发达国家也会长期进行，比如在美国也是对其公民教育纲要进行不断的修正完善。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国内有许多机构都日益重视公民教育。北京理工大学的
但目前我国对公民教育的重视仍然不足。这表现在公民教育没有制度保证，许多国家一般都有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定期发布公民教育纲要指导整个社会的公民教育。其次，公民教育还没有纳入基础教育和终身教育系列之中。第三，公民教育社会投入十分不足，几乎所有的公民教育资助项目都来自国外。再者，公民教育研究不足，现在公民教育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没有形成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