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志勇等
人多地少有历史原因
记：解决“三农”问题，您怎么看待人多地少这一现实难题？
曹：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历史形成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政策调整短期解决，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追溯到清朝中后期，当时我们人口急剧增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我们对外贸易顺差额较大，白银的流入能养活更多的人；第二，土豆、玉米和红薯的引种，使得晚清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人口增长有了粮食保障。但是现在，我们也不能着急，要慢慢来。
农民为近现代工业化付出了代价
记：您怎么看待工业化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曹：中国的工业化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是由于市场的带动形成工业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由国家推动、自上而下、由重工业开始的。这些重工业是由国家投入的，高昂的代价最终还是转嫁到农民头上。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搞军事现代化，就曾大大加重农民负担。19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新中国的危亡感比较强烈，为了强化工业，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走的是重型机械化道路。所以，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我们整个工业化的积累都来源于农民。
1978年以后，我国再次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主导机关变成县和乡镇，成本仍然转移到了农民头上，而农民的收益远远低于成本。
记：您刚才所说的主要是历史中的“三农”问题。但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问题也变了。
曹：是的。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城乡两大集团之间仍然需要进行产品交易，而农业比工商业脆弱得多，这种交易是永远不利于农民的。比如现在，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了，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却更快，还有教育、医疗等，最后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如果没有国家强有力的介入，失衡很难被纠正。而城乡之间的长久失衡状态如果得不到解决，社会的和谐必然成为一个大问题。
记：取消农业税是纠正这个失衡吗？
曹：对。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用一系列政策终结了一个历史时期，并开启了另一个历史时期，农民养政、养军的时代结束了，农业的税负消除了，这正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
而且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因此三农问题可以说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但是，中国50％的劳动力还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三农问题主要是中部的问题
记：身在城市，经常能看见许多农民工。从上世纪80年代出现“民工潮”，再到去年出现“民工荒”，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曹：谢谢你的问题。在这里，我正是要将“三农”问题扩大成“四农”问题，增加的一个就是农民工的问题。为什么农民工要单独提出来呢？这是因为，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将长期存在，他们不可能与土地隔断，他们的主流也不可能融入城市。城市化需要高额的代价，日益高涨的房价阻止了这种可能，一般的农民工买得起房子吗？所以说，农民工群体既带来了不同于城市的问题，也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农村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将农民工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提出。
记：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看待“四农”问题？
曹：应从区域关系、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四个方面来全面地看待“四农”问题。
譬如说从区域关系上看，我们可以把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但我所指的西部特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这里主要是绿洲农业和牧业经济，地广人稀，是劳动力输入的省份，他们的主要问题不是“三农”问题，解决的方式和中部地区不太一样。而东部地区，80到90年代已经大致完成了工业化，农业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三农”问题主要是中部地区的问题，这里基本上是人口稠密的汉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中部各省的工业化各自为战，缺少协调整合，使工业不能均衡发展，从而影响对农业的反哺和支持。(责任编辑:秦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