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锋（湖北沙洋县民政局）
2000年至2003年，北京天则研究所组织村民自治课题组，在湖北省沙洋县的沈集、李市、沙洋等3个镇10个行政村进行了村民自治课题实验，简称“天村实验”，主要内容是：以《宪法》、《村委会组织法》为依据，对村民进行系统的“公民教育”，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选举。实验方式包括讲座、问卷调查、开座谈会、对话会等，共培训了约4000名村民，接受宣传和咨询者达7万人次。
播种的日子
江汉平原初冬的空气依然充满着阳光，是那样温暖而又宜人。2000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分管副局长肖家华（2006年春因病去世）的一项工作任务：北京要来人到我们县对村级民主进行培训，这事影响很大，县里很重视，他们要求我们主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你准备一下讲话稿。接到这个任务，心里十分忐忑，一方面我调到局机关还不到一年，工作还没什么经验，另一方面来的可都是学者专家，在专家面前班门弄斧未免有点不自量力。肖局长似乎明白我的心思，不断在我准备期间给我鼓劲，帮我找资料。
在期待中，
我县时任常务副县长梁开金和时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吴华智在县里最好的宾馆举行了简单而又不失隆重的欢迎仪式。
这些专家学者们当日在县里下榻的宾馆里，对沙洋这个陌生的城市的风土人情似乎没有一点关心，激烈的话题围绕着此行的目的、意义以及即将开展的实验的期待，兴奋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以至于次日好多人都说，昨晚没睡好，可每一个人却都是那样精神抖擞。
下午，我们一行人被安排到镇委党校居住。镇委党校当时办有成人高中，学生不多。我们住在一间十人学生宿舍，床是上下铺，年轻点的抢了上铺，周老师、贺老师、王老师和记者住下铺。条件自是十分艰苦，这些在大城市甚至在京城做研究做学问的学者，对这样一个居住环境居然十分满意，没有流露一丝挑剔的眼神。
周老师介绍项目情况，时任驻村工作组组长宣讲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王老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毕业）主讲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讲四个民主。而后发放四个民主的宣传资料和调查问卷。
一个多小时的授课时间，现场除了摄像拍照的记者，竟然没有人走动，人们对讲课内容听的认真程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对宣传资料的追捧甚至超过了农业科技书籍。“还给我一本，我家兄弟没来，我带回去给他。”不时能听到这样的话声传来。在填写调查问卷过程中，三三两两的人群扎成堆，相互议论着，严肃而又认真，场面相当感人。
下午是专家与村干部村民座谈时间，因为一些不能言说的原因，我没有参加，往后的几场也是如此。
紧锣密鼓的行程中，教员没有显出一丝的疲惫，更多的是被纯朴的村民感动着。在李市镇，老天似乎也来考验村民对民主渴望的程度，然而，即便有些许寒意，即便撑着雨伞，人们的热情丝毫不比沈集镇的群众差。
岁月匆匆流逝，在捡拾记忆的过程中，我忽然涌起莫名的感动来。随着键盘的敲击，我渐渐明白，这感动不是因为我曾经有过和大学者共事的这样一段经历，而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民主的种子悄然播撒在了我深爱的这片土地上和我的心中。
初开的花朵
2006年初夏，我又有幸陪同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站长何红卫老师和湖北日报特别关注版记者李建军回访了播种的田野。此时虽然早已不再从事基层政权建设工作，但心中仍然充满丝丝激动。
采访中，许多参加了当时培训的村民，仍记忆犹新。“要说村民自治，以前也知道一点皮毛”，身材瘦削、脸庞黝黑的7组村民张良轩回忆道，记得那是个冬天，他和很多村民一起听课，头一次知道自己原来还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一大堆民主权利，专家们还告诉村民怎样和乡镇干部沟通，鼓励村民用行政诉讼而不是无序围攻的方式解决争端。“这些东西，听起来有点儿虚，实际上很管用。”张良轩说，以选举为例，过去村民参选热情不高，培训后大家都很珍惜手中的一票。
鄢岗村的例子颇有说服力。全村800多人，以前参选率只有50%左右，但2002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参选者多达700余人，占了90%以上。有些在荆门打工的村民，也纷纷回来参选，经群众提名的候选人多达百余人。
再如收水电费，过去由村干部代劳，收多收少，村民心里往往是“黑”的。培训后，村民们心里亮堂多了。在鄢岗村3组，40多户村民分别推举吕义满等3位村民为“片长”，他们不拿工资，义务为村民代收水电费，深得信赖。
不少村民开始自觉参与村务。以往，村级财务是支部书记说了算，管理较乱。现在各村基本上都有民主理财小组，审核监督村里的收支，至少每半年公布一次。
曾任村会计20多年的老党员左远志，退下来后被村民推举为鄢岗村民主理财小组组长，人称“铁算盘”。“村民相信我，我不能当聋子的耳朵”，他恳切地说，“我的任务就是，让村里的每一分钱花得明明白白。”
“村官越来越难当了！”公坪村支书王远志感叹说，过去，村里的大事小事，一般都由书记、主任说了算，现在大不一样。
他举例说，2003年底，村里修一条1公里长、
地处沙洋城郊的洪岭村，村委会叶主任也有同感。村里曾想将五家山一林果基地卖给李市镇某老板，召集村民代表开了几次会讨论，一些村民认为对方出价太低，硬是给否决了。“这就叫民意难违！”叶主任说。
村民民主意识的觉醒，推动着村干部角色的悄然转变。尤其是免除农业税后，村官们普遍感到，过去单纯“对政府负责”的威权管治显然已落伍了，“对村民负责”的新理念呼之欲出。
最显著的特征，是村干部的服务意识更强了。2006年6月，公坪村旱情严重，王远志多方奔走，积极与附近的乐山水库协调，促成对方以3900元打包供水，为村民节省大量水费。9组旱情严重，王远志又动员村干部和20多名无职党员，沿着3公里长的渠道一路撒开守水，奋战几昼夜保住了秧苗。
在洪岭村，有村民曾公开向书记“叫板”：“连村里的路都修不好，自来水都没喝的，还当什么村干部！”针对群众反映的走路难、吃水难，洪岭村近两年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加上村里自筹资金，修了1公里水泥路、6公里沙子路。预计今年10月份水管铺好后，全村2000多人都可吃上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那天中午，我和记者走在洪岭村新修的水泥路上，路面宽阔平整，跟县城没啥两样。54岁的妇女王兰红对记者说，“过去这个路坑坑洼洼，一下雨全是泥水，现在好了，不说走，看着都舒服。”此时，我的心中涌动着丝丝感动，改变的有何只是坑坑洼洼的泥水路？！
前行的脚步
自1988年《村委会组织法》颁布试行起，我国村民自治已走过了20年历程，村民自治的理念已广为人知，成为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周鸿陵认为，人类社会不容侵犯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和谐，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个人而言是从臣民到公民，就社会而言是从威权国家到公民国家，就与世界关系而言是从闭关锁国到融入公民世界。因而，天村实验锁定“公民教育”，旨在造就一大批区别于臣民或半公民，具备现代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公民，村民自治的关键就是村民的公民化。
在我们县，新一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即将在10月拉开帷幕。人们历经多次选举的洗礼和天村实验的触动，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仅仅要做好选举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好选举，确保民主选举的落实，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制度建设上多下功夫，以详细的制度确保这三个民主的落实。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农村社会结构仍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许多基层干部缺乏现代法治意识， 行政权力的边界意识很模糊，而村民受传统观念、文化程度等限制，独立自主的公民意识、互助互爱的自治组织还很薄弱。很多基层干部一味强调村民自治与当前的村民素质及农村实际不相适应，忽视对村民民主素质的培养，一些宗族房头势力仍在向村委会渗透。凡此种种，民主的步伐举步维艰。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民主、法治、和谐的村民自治前景诱人，但远非立竿见影，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后记：几天前就接到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