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日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87年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在广大农村的普遍推行，四川省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有：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的乡长直选、巴中市平昌县的公推直选乡镇党委班子、雅安市雨城区和萦经县的党代表常任制试点，成都市新都区的党内基层民主改革实践等等，这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2005年6月9日，香港著名媒体《大公报》发表文章把四川省称之为“中共党内政改试验田”， 随后《南方周末》也刊登署名文章称之为“中国基层民主试验田”。 2006年7月下旬，越共官员专赴四川取经，由越南共产党河内市委组织部一行12人组成的代表团造访四川，领头人是共产党河内市委委员、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阮氏胜，非常关注四川省基层民主建设问题。正是由于近些年来四川省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因而四川省近年来连续几届都有基层单位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在最近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奖过程中，四川省又获得一项入围奖，获奖项目是：四川省雅安市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可见，四川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确实是在全国范围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强烈的示范作用。
那么，令人感兴趣的是，四川，这个从全国来看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农业大省，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基层民主试验田”？带着对这一问题的种种疑惑和猜测，近几年来我们先后对四川省成都、遂宁、巴中、雅安、南充、广元、广安等地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并尽可能系统地研究了国内学术界关于四川省基层民主建设的各种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试图对这一问题加以专题探讨，这不仅对于四川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四川省基层民主建设之所以在近些年来得到迅猛发展，从我国社会的宏观大背景来看，主要是由于村民自治深入发展的内在需要和中央高层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力推动。19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随着村民自治在全省农村的普遍推行，通过基层民主实践的熏陶和锻炼，广大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多年来实行村委会主任民主选举的成功经验，为基层民主的横向扩展和向上延伸提供了实践基础。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来自于基层民主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99年2月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随后又制定了一系列改进和完善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选任制度的文件，这就为探索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选任方式提供了政策依据，随之党的十六大及四中全会及时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这又为各级地方党委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拓宽了基层民主政治改革的空间和范围。而随着基层民主深入发展的内在需求和中央高层的政策支持、理论支持等各方面条件的形成，从而为各地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川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近年来之所以能够得到蓬勃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具体条件和特殊因素，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省作为农业大省，改革以来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客观上要求通过发展基层民主，尽快激活基层政权和广大群众的内在动力，以利于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同时，也有赖于四川省委领导以及省委组织部门对发展基层民主的深刻认识和大力支持，于是涌现出来一批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基层领导干部成为实际的操作者，由他们启动了基层民主建设的各种大胆创新实践，从而有力推动了四川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蓬勃发展。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四川省是农业大省，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各地为了激活基层政权和群众的内在动力，以利于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于是积极推动了基层民主，形成了一定的“民主小气候”。
四川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全省8600多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就有7000多万; 360多万党员中，农村党员就占200多万。解决好“三农”问题，对于实现全省小康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历史原因和各种因素的制约，四川农村经济发展任务十分艰巨，面临的难题和压力特别沉重。全省有扶贫开发重点县36个，占县（市、区）总数的20%。绝大多数市县乡财力薄弱，财政上基本没有资源用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并且乡镇一级政府负债面广量大，已经影响到了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转。全省5000多个乡镇中，负有各种债务的占82%，其中因债务沉重而无法正常运转的占15%-20%; 全省总乡镇总债务高达250个亿，每个乡镇平均负债480多万元，最高的达到1200多万元。 在有的乡镇，由于迟迟无法归还村民的债务，气愤的村民甚至几次把乡镇党委的牌子摘下来，反映出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 就是革命的根源。” 农村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逼迫乡镇党政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改变传统的干部选任方式和管理方式，以维持乡镇的正常运转和党组织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因此，如何在体制内财政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用竞争性选举方式，改任党群干群关系，增强党在农村执政的合法性，通过激活体制内政治资源来激发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的内在动力，使乡镇工作在得到村社组织和农民群众高度认同的同时，调动和整合体制外资源以推动乡村乃至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成了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对于四川政改为什么能够走在全国前面作了具体分析。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研究员认为：“东部以经济发展求政绩，东西部另辟蹊径以推进政改求政绩。”他认为这或许是推动中西部政改走在前面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目前东部在以发展经济为主求政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深圳、广州等地的政改压得很稳，并略显保守；而中西部以湖北、四川为代表的省市则热衷于政改，“这个体制给基层社会的官员们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如果一种改革理念获得高层认同，这种改革会得以顺利进行。”
长期研究中国基层选举问题的学者李凡曾经对四川步云的乡长直选作过专门的研究，对步云直选的缘由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改革开放虽然解决了农村的许多问题，但是有一些新问题不断产生出来，因此需要有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在他看来，“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当前农民们非常不满意，而且怨气比较集中的。这就是农民负担重和对乡镇干部腐败不满的问题。”大致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是继续采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即按照以前的方法，表面上仍然要加强对农村干部的管理和严格要求，对不好的干部要撤换，反对干部的腐败，同时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保证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的不断提高，满足农民的要求。但是这一办法已经实行多年，效果并不好。“主要的原因是农民在与干部的关系之中，处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农民不可能对乡镇政府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而乡镇干部也不必对农民负责。”“另外一种办法就是要用创新的办法，走出一条新路来，这就是步云所走的路。……在步云的选举中，由于是直接选举，乡长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在竞选中可以对乡长进行有效的批评和监督，而乡长要在其执政其间对选民负责，将自己持续置于选民的监督之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选举和监督机制。”
此外 ，郑长忠对于中西部农村基层民主的蓬勃发展的缘由也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放慢，入的增长逐渐放慢,这就使农村中的潜在矛盾不断被激化出来。各地农村特别是经济和自然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都存在着农村社会与基层党组织激烈互动的情况,从而导致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创新频繁发生。相对来说,其他领域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由于直接利益关系不如农村来得紧密,因此,其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的外在压力和紧迫程度就远不如农村来得强,这使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的活跃程度和频繁程度得以凸显。”“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资源相对缺乏,从而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获得经济利益的机会较少,农民收入基数较低,使农民在较低程度的经济利益受损情况下,产生较大程度的反应;二是基层政府的财政以及其他经济来源受到较大限制,为了维持正常工作,只得从农民身上收取各种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与农民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就比经济与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来得大。
对于四川省基层民主发展的动因问题，潜心研究制度建党的学者李永忠分析说，”四川人的特点是讲究实际，不唯上也不唯理论，农村工作更是来不得虚假。“曾在四川工作多年的李永忠把四川的改革看做两段，1970年代末，四川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力度始终与安徽不相上下，广汉市的向阳公社还是国内第一个摘招牌的人民公社。”等到1990年代后期，税费改革后的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乡镇债务沉重、农民增收困难，“李永忠分析说，”看似经济上的'三农'问题，折射出的却是农村政改滞后的问题。这也对基层民主提出了具体要求，尽快激活基层政权和群众的内在动力，以利于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推动乡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这种观点可以从另一位长期关注四川省基层民主的学者、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赖海榕的研究报告中得到印证：“四川是一个相对比较贫穷的地方，农村尤其如此，所以一方面，农民对乡村干部收他们多少钱比较敏感；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发达，大家的赚钱门路有限，所以对干部怎么花从他们那里收的钱也盯得比较紧；而且，老百姓自己也希望当干部。比较富的地方可能不是这样，（干部从他们那里）多收点少收点关系不大，自己有赚钱的门路，对干部花钱即使不太满意也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和对付了，至于当不当干部的问题，也是两可。因此，比较起来，在四川推行公推公选就比较紧迫一些。换句话说，四川农村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推动了乡镇一级的竞争性选举在90年代末以来稳定、迅速的发展。形成这个巨大的压力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县乡财政日益的入不敷出，农民对县乡政权日益增大的抵制，农民和地方干部对经济快速成长从而对投资活动的渴望。这些都使得四川各地农村目前的体制难以维持现状，使得乡镇公推公选在2001-2002年的换届选举中在全省广泛铺开。”
第二，四川省委领导以及省委组织部的积极倡导和及时指导，为各地基层民主的改革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省委组织部还专门为各地组织部门设立了组织工作创新奖。
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都改革的操盘手李仲彬认为：“要扎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来自上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制度保障。” 新都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原任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麻渝生在谈到新都改革时也坚持认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从一开始上面就是支持我们的。” 事实正是如此。四川省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能够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与四川省委、成都市委的领导者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刻认识和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他们强调：“从近几年的实践和效果看，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必须首先从改革和完善基层党内选举入手，真正让党员群众选择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落实党员对党的组织负责人的选举权，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选举权是一个综合的民主权利，它既体现了有效监督和制约党的干部的权利。” 成都市委领导从一开始就对于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及时指导。因此，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章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这项实践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在实践进程中，又及时地得到了上级党组织主要领导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同志和成都市委副书记邓川同志的肯定和鼓励。李春成认为，公推直选镇党委书记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实践，“给了大家一个当家作主的重要机会”。 他同时指出，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干部任用、监督的机制问题，改善干群关系，是一项必须要做且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提高认识，坚定信心，真心诚意地推进这项工作。
从四川省几位基层民主建设的改革创新者政治升迁的情况来看，大体上证实了这种看法。这里仅以两位代表人物的政治升迁为例加以说明。一位是张锦明，她不仅是四川省而且可以说是中国基层政治改革试验的标志性人物。1998年，作为遂宁市市中区委书记，推行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至今，它的设计、操作和后效性，还被观察者认为是类似选举中最好的实验。2002年，调任四川省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尝试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引起广泛关注。现任雅安市委副书记。从遂宁市中区区委书记，到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再到今天的雅安市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张锦明改革的过程也是她的政治升迁过程，已经事实上表明了体制对她的肯定。 另一位是李仲彬，他也是四川省基层民主政治改革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2005年9月初，新都政坛权力构架有了新变化，新都政改的操盘手、区委书记李仲彬调任四川巴中市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现任巴中市委书记）。对于这种变化，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博士认为，“改革创新者是否获得了升迁，在中国的官场政治里其实意味着改革是否得到了肯定和推广，是否得到了高层的支持。我们也曾对两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获奖项目进行过回访，其中创新者是否得到升迁就被作为回访指标之一。”
令人欣喜的是，在四川，这些地方上的自创动作都能被省委组织部门及时吸纳并制度化推广。近几年来，四川省委组织部每年还专门为各地基层单位设立了组织工作创新奖，积极鼓励来自基层的各种改革创新举措。
第三，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改革传统选任方式的弊端，一大批基层干部的锐意进取精神和大胆创新冲动，是推动四川基层民主蓬勃发展的直接动力。
有学者通过对许多基层民主改革的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是基层和地方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央编译局王勇兵提出：“凡是基层和地方党内民主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必定与一个创新型领导者联系在一起。例如，四川遂宁市中区步云乡乡长候选人直选是与时任市中区委书记张锦明联系在一起的，四川平昌县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离不开县委书记刘谦祥的推动，成都新都区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和系列民主改革不得不提起时任区委书记李仲彬。这些创新型领导者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有关党内规定，同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扩大党内民主空间，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尽管推动党内民主发展是党内的普遍需求，但是党内民主发展不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由于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党内民主才在一些地方取得了突破，为党内民主的提升和推广提供了经验。这些创新型领导者在党内民主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功不可没。
从全国第一个直选乡长改革案例来看，离不开当时遂宁市中区区委书记张锦明的努力推动。早在1995年张锦明担任遂宁市市中区区长期间发生的几件事情，就促使她开始思考干部人事制度问题。当时市中区有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一日本客商拟在该区开发矿泉水，为表示诚意，日方先期汇了20万元到市中区帐上。但这笔钱很快有较大一部分被个别干部用于了非生产性开支。日本客商愤而上书市政府，并撤回投资，取消了合作。另一件事发生在其上任区长只有十来天的时候。当时市中区正在进行干部人事调整，一位乡武装部长兼乡纪委书记因为怀疑自己的职务变动与乡党委书记有关，竟然用手榴弹将乡党委书记炸死在乡政府。这位武装部长最后也因故意杀人被判死刑。这件事在张锦明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她认为，这表面上是人事安排的问题，实质是干部任免制度的问题。任免过程不公开，没有严密的程序，致使人们对正常的人事任免产生怀疑甚至误解也就在所难免。这种极端行为的发生是对当时的干部人事制度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报！这个悲剧，不仅仅是两个当事人的悲剧，也是僵化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悲剧。干部人事制度必须提高开放度，必须体现公开、公平竞争的精神。这样才能更科学地发现干部，才能更有效地避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也才能够给被选者一个明白，还选人者一个清白。后来又在1998年2、3月间，也就是在张锦明就任市中区区委书记前后，市中区接连发生了几起纪检案子，几个月内先后有三个较大的乡镇发生大案，全区上下为之震动。其中保石镇除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之外，其余领导成员均不同程度与案子有染，有的还触犯法律，保石镇政府一下子成了”空壳“政府，处于瘫痪状态。当时市中区正在开展部门领导的”公推公选“，于是张锦明提议对保石镇的镇长实行”公推公选“。同年，在张锦明的直接领导下，遂宁市市中区委又用大体相同的办法在全区范围内公开直接选举产生了两个乡镇的党委书记。1998年11月份，时值乡镇换届选举，区委以此为契机，选取横山镇为试点再次进行镇长公选。这一次选举人人数大大增加，程序有了较大的进步，这说明选举尚有再向前走一步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张锦明和有关同志研究，决定趁此次乡镇换届，马上再选取一个乡镇进行更深入一步的选举试点--乡镇长的直接选举。于是，1998年12月，她作为原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在步云乡组织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并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以说，步云直选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区委书记张锦明努力推动的结果。
从近几年新都政改实践看，也大体如此。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全面启动、纵深推进以至获得很大进展，与当时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个人的锐意创新精神和改革冲动有着极大的关系。军人出身的李仲彬于2001年当选为新都县长，2003年，又升任新都区区委书记。2001年2月16日，刚任县长的李仲彬就提出了阳光政府概念，并把它作为执政理念，并奉行”在其位，谋其政“的指导思想，大力整肃”不在状态“官员；体察民情、汇集民心，争得民众支持；抓住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些做法为其基层民主改革探索准备了适宜的环境。面对困难和压力，李仲彬坚持”慢决策、快执行、严监督“，大胆改革、谨慎行事，”用强硬、铁腕的手段建立一套民主、科学的用人制度和决策制度“。 此后的公推直选、民主评议、开放”三会“等一系列革新举措也就呼之欲出。 李仲彬本人对这场改革的认识非常坚定明确：“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中，新都自始至终遵循了这样一个标准，那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要是有利于绝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拥护，我们就大胆地干！至于衡量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如何，我们也是本着'民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答不答应'这一标准。”
至于地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学术界也有人作过一些这方面的探讨，大都对地方和基层的改革创新者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徐湘林在解释经济落后地区为何对于地方民主改革则更为积极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地方民主试改革的不平衡发展可能有许多原因，但其根本的原因与各地地方党组织追求政绩的政治动机和实现政绩的条件差异有关。据作者初步考察，地方民主试改革较为积极的地区一般是在一些经济发展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如四川），而经济发展地区则相对表现出谨慎的态度。这种现象可能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寻求政绩时可利用资源的差异不无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选拔和任用体制改革逐渐建立了干部政绩考评制度。政绩考评结果的好坏成为领导干部升迁、留任或降职调离的重要依据之一。 因此，政绩考评成为领导干部激励机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下，干部的政绩主要看其在任职中完成地方经济发展指标的情况。经济发展指标作为干部激励机制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有利，他们往往可以利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特殊政策创造经济发展的政绩。但对于经济发展条件差的地区来讲，这种激励机制往往给地方领导干部带来困惑。由于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差，很难使他们在任期中通过经济增长来建立政绩，这对他们的政治发展是不利的。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持续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加大、三农问题的凸现，尤其是的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影响了政治稳定。面对大量社会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党的工作任务开始由过去经济发展的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党的工作中心的多元化趋势和考核标准的多元化趋势已经开始使经济指标的单一激励机制向多元激励机制转换。这种多元激励机制无异对经济发展条件较差的地方领导人有利，他们可以通过一些非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取得的成效创造个人政绩。尤其是在扩大基层民主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他们可以依照中央相关政策精神，在试改革的激励机制鼓舞下和在上级给予的政策空间里，建立地方民主发展的政绩，以弥补经济发展政绩不足的先天差异，寻求个人的政治发展。 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比较具体的分析：“首先，我觉得不少地方政府及地方官员确实有一种干出政绩，为地方做贡献的冲动。毕竟是做出政绩，使地方和群众受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对于一个高素质的政府官员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其次，是环境所迫，内在和外在的种种压力，使得地方政府不改革不行。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动力因素，如通过改革创新得到晋升、博得声誉、获取名利等等。”“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推行的乡镇张选举改革实践和民主选举，有的是因为乡镇财政困难，有的则是因为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传统的任命方式群众不服气，有的是因为感到周围环境的压力，还有的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推动。”
第四，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普遍支持，为四川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创新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新都改革的代表人物李仲彬还始终认为，要扎实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来自上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制度保障; 另外，决不能低估广大民众的智慧和素质，老百姓都表现出了对民主政治建设极高的热情和极强的责任心。 新都区的改革实践自始至终得到了全区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普遍支持，并在群众中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在新都调研期间乘坐出租车时，司机了解到我们是外地人，于是热情洋溢地给我们介绍新都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新都镇天缘村曾某尽管是这次公推直选中的落选村书记，但他却由衷地说：“我十分赞同这种差额直选方式，不仅体现了政治文明的进步，也是改变党委任命制的一种大胆尝试”。清流镇均田村落选书记李某则表示“一万个赞成差额直选制度”。新都镇一机关工作人员也认为：“差额直选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项重要举措，是推进基层民主的有益尝试，” 可以说，新都基层民主建设“从制度上把对上负责和对下级、群众负责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了。”
在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进行党代表常任制工作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直选党代表的民主实践，让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对党员和党代表的职责、权利和义务有了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对党组织的政治归属感明显增强，民主热情得以激发。当时，雨城和荥经党代表名额是325名，报名竞选的多达2000多人，还有一名在深圳务工的党员甚至专程赶回来。通过党代表的公开直选，提高了代表素质，改善了代表队伍结构。在两试点区县选出的党代表中，大专以上文化的分别比上届提高了51%、31.6%，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党员当选，代表更具先进性、广泛性。 可见，党代表直选这一创举，有效地激活了蕴藏在广大党员之中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愿望，得到了广大党员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普遍拥护，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此，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深有感受地说：“在基层选民的现实生活中，民主其实很简单，它很多时候仅仅是一个发言权。选民对规则的尊重与遵守，实际是对规则制定机关的尊重和对法规的遵守。因此，在民主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比培养和锻炼选民的任务更加迫切。”
由此看来，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不应从主观臆断出发，总是认为普通农民和一般群众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素养，对民主不感兴趣，中国农村社会缺乏民主生长的土壤。实践证明，只要这种民主改革实践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和要求，可以实现他们的切身利益，那就一定能够被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并终究会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当然，群众的民主意识、民主素养的培育和提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也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才能经受锻炼和考验，离开了实践的民主永远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没有现实根基的民主是没有任何生命力和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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