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9岁的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初中毕业后就在农村的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并做过生产队干部。1977年高考恢复后，“不脱产复习”的俞可平考入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毕业后，先在厦门大学读哲学硕士，后在北京大学读国际政治关系专业博士。取得博士学位后，俞可平选择留在北大，不久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
俞可平重视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先后提出“增量政治改革”与“增量民主”等概念，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至今已出版《增量民主与善治》、《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治理与善治》、《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民主与陀螺》等多部著作。
《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俞可平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同名访谈集的自序，《北京日报》首次刊登后，新华网及人民网转载，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转载，被认为是“开民智”、“开官智”之举。而这篇文章掀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俞可平成了公众人物，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但在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后，他却主动远离了公众视野。
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俞可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从治理变迁的角度，阐述他眼中的中国改革以及改革的未来。值得关注的是，俞可平重申，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等观念，无论是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他说，中国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
我们认为，俞可平先生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澄清当前的许多混乱思维。
中国改革就是一场治理改革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你如何评价中国改革三十年？
俞可平：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我想，我们可以从治理变迁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改革三十年。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所谓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
经济观察报：治理与统治有什么不同？
俞可平：两者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它们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治理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但与统治行为相比，治理行为的工具性因素要重于其价值性因素。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
俞可平：对。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观察报：这样看来，中国改革就是一场治理改革。
俞可平：确实如此。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从改革的源头来看，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源自三十年前的一场政治改革。被当作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就是中共发动的一场政治改革。三中全会调整了中共的权力结构，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重心。没有这一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但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
俞可平：这是一种误解。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治理改革。确实，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它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所以，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
而且，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改革。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中国要比在西方国家大得多。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
治理变革路线图
经济观察报：三十年的治理变革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俞可平：我们可以简约地概括为：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治理主体的结构变化了。
俞可平：是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这种一元的治理体制源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治理的主体只有一个。这个唯一的权力机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其他时期则是各级党委或党支部。这个唯一的治理主体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一元治理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导致政治上的专权和管理上的低效，扼杀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这种一元治理体制的突破性改革始于党政分开，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然结果。所以，作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要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和政府逐渐开始适度分离，党主要负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则主要负行政责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又相继决定实行政社分开和政企分开，党和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城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事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在广大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实行村民自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除原有的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外，民间组织开始涌现，它们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日益重要的影响。至此，以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和各种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治理格局开始形成，当然，其中党组织和政府组织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集权到分权。
俞可平：从治理改革角度看，这种分权几乎同时在三个维度展开。一是中央向地方分权，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大幅度下放政治管理权和经济管理权。例如，1984年7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改革干部管理制度，下放干部管理权限，采取只管下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新体制。这一新的管理体制实质性地扩大了地方的自主权；二是政府向企业分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中央决定逐步推行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企业逐渐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不再是企业的治理主体；三是随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国家向社会的分权。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后推行的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就是国家向社会分权的重要步骤。
经济观察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虽然这时使用的是“法制”而非“法治”，但是毕竟终结了人治。
俞可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折点。1979年中央发布指示，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80年代中期，党的一些领导人就开始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党组织及党的领导人也不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1997年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后，这一目标又被写进我国的宪法，法治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中共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使法治国家的目标更加具体化，并且表明政府将在实现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起表率和带头作用。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从1979年到2005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了400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地方性法规。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上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反复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要从管制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
俞可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总趋势，是管制的成分正在日益减少，而服务的比重则在日益增多，直至明确提出建立服务政府。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首次把“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的基本职能，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确认为政府的目标，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近年来，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容和相应的公共政策体系。中共十七大就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三个角度，对建设服务政府的基本内容做了系统的论述。概括地说，中国政府正在着力建设的服务政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强调政府服务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完善公共服务的各种法规政策，为服务政府提供制度保障；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经济观察报：民主曾经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甚至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
俞可平：“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基本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文革”十年更是对国家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彻底破坏。“文革”结束后，发展民主便成为全社会的最大政治共识。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中国式民主的根本目标、理想状态、主要形式、重点内容和现实道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是高度发达的人民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是基层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道路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经济观察报：但是推行民主政治是很艰难的。
俞可平：因为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所以发展民主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发展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目标，只要坚持下去，一定可以实行民主的追求。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已经实现了直接选举，领导职务终身制已经废除，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得以推行，等等。
什么促成了中国的治理改革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致力于发展民主政治，政府的作用和职能都在调整。
俞可平：随着政府作用和职能的调整，政府治理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重点领域逐渐形成。从过去三十年政府治理的演变来看，以下这些领域逐渐成为中国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生态平衡、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现在大家对这些可能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在三十年前，许多都是人们不可思议的，例如生态平衡、公共服务等问题根本想不到，可是今天都已经成为焦点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中国的治理变革呢？
俞可平：从大的方面来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
中国的经济改革源自政治改革，但经济改革一旦启动，则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治理变革。八十年代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原来单一的集体和国有所有制结构为国有、集体和个人的独资、合资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上述经济生活的根本性变化，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治理变迁最深刻的根源。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企业必须成为拥有自主经营权的独立法人，政府和企业必须分开，企业应当对自己的盈亏负完全的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生产，但必须为企业运营和经济交往提供稳定有序和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市场监管。市场经济追求效率，它也要求政府必须努力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它的内在逻辑会自发地导致贫富分化，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群体开始形成，他们需要有表达利益和影响决策的渠道，这要求政府更加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管理，也需要政府积极培育各种代表不同利益追求的社会组织。当人们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物质生活变得富足之后，其政治需要便日益增多，政府就要努力扩大公民的参与渠道，让公民享有更多的民主管理权力。
经济观察报：现在你怎么看“稳定压倒一切”？
俞可平：政治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治理变革的方向和效果。“稳定压倒一切”不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而且是中国治理变革的一条基本原则。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治理改革也必定遵循“渐进改革”或“增量改革”的途径，在治理变迁的进程中不时会有一些突破性的举措，但整个治理状况不可能发生整体性的突变。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国治理变革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迁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国的治理变革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实质性的标志，就是党的直接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但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党转型过程，涉及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领导方式、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任务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变化。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对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挑战。一个革命性政党能否成功地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一个根本性的关键点在于，能否既保持党的根本宗旨和党的性质的前后一致，又及时地在群众基础、组织结构、领导制度、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实现与时俱进。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并且毫不讳言：其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治理改革，增加自己的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和政治需求，才能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执政地位。
经济观察报：你前面所说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俞可平：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引导着中国治理改革的方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邓小平认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前提，因此，他把“解放思想”当作其改革运动的首要任务。简单地说，解放思想就是要使人们从旧的教条、旧的思想中挣脱出来，提出与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新思想、新理论，并用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去指导社会的实践。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碰撞、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也是新型政治文化生成的过程。
俞可平：这种政治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它包括许多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全球治理、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这些政治观念有些是过去被忽视的，有些是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有些则是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经济观察报：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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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全球化促成了中国的治理变革。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内的改革与对外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列为基本的国策，表明了他们对我们所处这一时代的性质的深刻把握。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仪器设备、管理经验、资本、资源、能源和市场，必须在经济上对外开放。中国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等国际组织，举办奥运会，加入国际公约，参与国际事务，就必须改善国内的治理结构，以符合国际社会的一般性规范。例如，经济特区的设立是改革开放的突破性举措，而特区的设立本身就意味着国内的治理环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国际资本的需要。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开放，国外的管理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必然乘势而入。在对外交往中，中国不仅引入了资本、技术、经验，也根据自身的国情借鉴了国外许多价值观念和管理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制度的最重要成果。人权、法治、善治、宪政、公民社会、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观念最初是从西方引入的，近些年中作为服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大措施而普遍推行的“一站式服务”、“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政策听证制度”等，最初也是从西方国家借用的。从三十年治理变迁的历史来看，中国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进步，都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
经济观察报：但是至今一些人仍然对人权、法治等观念和价值表示怀疑，甚至排斥。还有些人对全球化持有敌意，认为全球化是西方的阴谋，中国要警惕。
俞可平：所以要继续解放思想啊。全球化确实是双刃剑，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而不是萎缩不前，更不能因噎废食。如果重新返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去，不但改革开放的成果会丧失，而且会重新面对邓小平三十年前提出的“中华民族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
经济观察报：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
俞可平：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它带有自己的明显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还没有定型，正在形成之中，但这种治理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已经开始显现。
经济观察报：主要是哪些特征？与西方治理模式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俞可平：例如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民主发展途径、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相当微弱、公共治理中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等等。至于与西方治理模式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基于“路径依赖”之上的增量改革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一种休克疗法，而是渐进的增量改革。增量改革的实质，是在不损害或剥夺人们已有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利益总量，使人们在改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这种增量改革的方式，既强调创新与变革，又注意保持和发扬传统的政治优势，而不是简单地割裂传统。它强调改革过程的渐进性，但并不是没有突破性变革。相反，在条件成熟时也经常会有一些突破性发展。这种突破性改革是局部的和间隙性的，而不是整体性和持续不断的突变。在改革的策略上，增量改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是“以点带面”，即在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试验性改革，取得经验和教训后，再在更大范围推广。
其次，是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
经济观察报：在西方国家，政府通常是公共治理的最重要主体。
俞可平：中国的公共治理结构与此不同，中国是一种“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多元化，但是在所有治理主体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一方面，在同级的党委和政府中，党委是权力核心，是最高决策权威所在。比起党组织而言，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更多起着执行党的决策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有300多万个各级组织，其数量远多于政府组织。在许多没有政府组织的社会领域，通常存在着党的组织，它们担负着公共治理的责任。
中国的公共治理结构呈现出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这是我们与西方治理模式的第三个不同。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大国，中央政府通过垂直的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实施对国家的治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即是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平行的权力系统即是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
经济观察报：条条与块块的结合，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结构。
俞可平：这一矩阵结构，既体现着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也体现着党委与政府、党委与人大、政府与人大，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治理模式与西方治理模式的第四个不同，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价值。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是所有公共治理活动的重要价值和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大国而言，这一价值尤其重要。在传统的中国政治语境中，社会稳定的主要意义是政权的稳定和现状的不变。改革以来，这种传统的稳定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公共秩序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开始逐渐替代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传统的静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压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现代的动态稳定，其主要特点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动态稳定的实质，是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使秩序由静止的状态变为一种过程的状态。用中共十五大报告里的话说就是“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观察报：第五个不同是什么？
俞可平：法治与人治同时起着重要作用的治理方式。在任何公共治理中，制度的因素与人的因素都必然发生重要作用。但对于在政治文化传统中缺乏法治内容的中国来说，人的因素显得格外重要。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日益重视依法治国，而且在20世纪九十年代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法治建设方面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建设法治国家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治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公共治理活动中，人治的作用甚至会继续重于法治。党和政府的权威性文件、政策、指示，以及各级党政领导的讲话、报告、批示，还有政治生活中的种种“潜规则”，在实际的治理活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一方面，中国要真正走向民主治理，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现法治；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要取得理想的公共治理效果，公共管理者也要清醒地看到人治实际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的公共治理而言，正确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是达到理想治理状态的重要环节。
经济观察报：中国治理的理想治理状态是什么？换言之，中国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俞可平：正像政府的统治有 “善政”与“恶政”之分一样，治理亦有“善治”与“恶治”之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善治。中国治理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按照我们的理解，善治应当有10个要素：一、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二、法治，即法律成为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四、责任性，即管理者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五、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六、有效，即管理应当有很高的效率。七、参与，即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八、稳定，即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九、廉洁，即政府官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十、公正，即不同性别、阶层、种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公民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经济观察报：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的治理变革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仍存在着许多明显的不足和重大的缺陷。
俞可平：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治理中的不足和缺陷，例如，政府的公信力不高，人治的状况依然相当严重，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政府的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社会的收入差距在继续增大，政府的问责制还没有真正确立，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作用微弱，公共参与的渠道还不畅通，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够民主等等。
经济观察报：这些对中国的民主治理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俞可平：是。中国治理的未来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然而，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我们只要努力推动国家的民主化与法治化进程，不断地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创新，就一定能够实现善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