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人相比，当代人类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人类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的自由，虽然离自由王国仍有着巨大的差距，但所面临的种种约束，包括自然的、人文的，或者物质的、精神的，均已经大大宽松了。这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选择天地，人心的活跃也到了空前的地步。这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着明显的表现，最令人注目的是，当代学人已经不太满足于狭隘的专业化研究，已经纷纷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传统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打破既有的学术藩篱，空前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空前地开阔了学者的思路。许多天性保守的人，不禁叹息人心不古，规矩不立。但结果并未如他们所担心的造成天下大乱，反而诞生了一门又一门的跨领域的交叉学科，也产生了一位又一位的大师级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交叉学科。
第一节 发展历程
政治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政治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方法，它的智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从智识发展史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学的学术源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典阶段，即从古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在此期间政治社会学的许多课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得到初步的研究。近代阶段，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诞生，政治社会学核心课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发展，但尚未有意识地研究政治社会学。战后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政治社会学正式产生并得以全面发展的时期。
一、古典阶段
古典阶段可以看作是政治社会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课题已经为人们提出并得到了初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学者有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奥古斯丁，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柏拉图(Plato, 427BC─347BC)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以及有关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屈死的对话如《欧塞弗罗篇》、《道德篇》和《克里多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最早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国家有三种必要的职能：供应基本的物质需要、保护和管理。履行这三种职能的有从事生产的工人、从事保护的军人以及从事管理的统治者。执行不同的职能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才能的人就构成了社会的等级。只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去履行各自适合的职能，国家就能够保持正义。二是他首次看到了民主与科学的矛盾，认为民主与科学(知识)是对立的，主张科学先于民主，认为应该由爱好智慧、掌握知识的人来担任国王，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也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并且是柏拉图的得意弟子。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叫做《政治社会学》，因为该书讨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首先，他把社会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社会、政治、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政治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就象蜜蜂和大象那样，是群居的，个人结合成为家庭，家庭结合在一起成为村落，村落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国家是这一过程的极点，是人类共同体的完美形式。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思考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也只有在国家的环境里才能充分施展。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更是政治动物，因为社会合作也需要政治组织，无政府是违反自然的。国家是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社会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其次，亚里士多德探讨过社会分层的政治效应，探讨过政治稳定以及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认为政治不稳定或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财富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穷人起而反抗富人，革命就会发生。法治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是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富也不穷，如果他们人数足以维持国家政治权力的平衡，那么法治民主就会稳定。
西塞罗(106BC-43BC)是古罗马的法学家。他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人在本性上是合群的，国家是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而形成的集合体。混合的政体是最优的政体，真正的贵族是把国家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西塞罗的思想大多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时期的神权政治论者，而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则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者。他们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性质和社会权力结构方面的观点自成一家。认为上帝主宰一切，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上帝，宣扬教权至上，主张教权高于君权，君权服从教权。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他的著作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等。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在一个宗教考虑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环境里，用直率的语言揭开了社会政治及其理论的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向人们展示了赤裸裸的社会政治现实，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分析的先河，为后世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应用政治的学者的典型。其次，他开创了从权力角度研究政治学的先河。认为人是反复无常并且倾向于作恶的，正是权力才能够造就秩序，只有在意志坚强的统治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法律约束下才能保持品行端正。国家或其统治者完全有理由运用压倒一切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抵御来自内外的反抗。第三，他还研究了统治权术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理论，拓展了政治权力研究的新领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著作实际上都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在这些思想家中，对政治社会学有特殊贡献的人主要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宗教、文化、人口、地理因素(如气候因素)在政治制度塑造中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次他对政治权力本质的认识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认为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能用权力制约权力，完善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这一成果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洛克、卢梭等则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统治的基础，认为社会契约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契约理论。
十七世纪以后，孔德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他主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之一，政治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现象研究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自孔德以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偏离哲学方法，转而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于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开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于十九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也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化的大潮之下，逐渐放弃哲学方法，也在本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切都大大地促进是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这就把政治社会学的智识史推进到了近代阶段。
二、近代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都诞生于这一阶段。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尔斯的精英理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最大。他们都被后世追认为政治社会学的先驱作家。
精英理论家认为，人类的每一种组织都是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少数人控制的。这些人在各种社会组织中高居要职，在政治组织中也不例外。他们左 右着各种社会政策，尤其是左右着国家的政治决策，故被称作精英。社会中的权力也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并且这种不平衡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精英一词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首先使用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语的。他在1916年出版的《心灵和社会》一书中认为，精英是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所有社会的成员均可以分为精英和非精英。统治精英通过强制和受其操纵的公众的同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统治精英根据其品质不同，可以分为狐狸型的精英和狮子型的精英。政治变迁就是两类统治精英的循环替换，一旦一类精英适合于处理某种事件，该精英就会上台。狐狸型的精英能够通过政治花招来赢得普遍的赞同，但不敢使用暴力，他们因普遍的赞同取得合法性，但也因不敢使用暴力来维持秩序而失去合法性。狮子型精英敢于有组织地使用压制和胁迫，但易于变得过分保守、迟钝，无法取信于民，他们通过以暴力维持秩序上台，但也因暴力过分而下台。历史就是这两类精英之间的交替循环。
莫斯卡(Gaetano Mosca, 1858-1941)也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他于1896年出版了《统治阶级》一书。他认为，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两个阶级，一是统治阶级，一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虽然是少数人，但却是有组织的，并且掌握统治权力。他们总会竭力通过一种道德的或法律的原则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用合法的、专断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也只是在位的统治阶级和想掌握政治权力的在野精英冲突的结果。
米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是身具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渊源的政治社会学家。1911年出版《政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寡头铁律，他认为每一种组织中都存在着一批保守的统治寡头，他们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各种政治组织)的管理原则都是有悖于民主的多数统治原则的，任何组织都是有寡头统治的。政党组织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便变成更加保守的力量，专注于维护秩序和稳定，以保证其对社会的统治。总之，只要有组织存在就有寡头统治的趋势。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表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贡献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他讨论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民主政治的固有威胁。认为民主就是公民参与政治，公民政治权利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就是获得这种平等的自由。现代民主制度是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他系统地分析了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必然面临的威胁如多数人的暴政。他认为，民主政治将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政体，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之后，大规模的革命将会减少，智力活动将会长期停滞不前，中央集权将继续发展，并有可能使民主政治变成一种平庸的统治。为了对付这些威胁，补救的措施就是发展地方自治，发展地方民主，同时鼓励发展自愿的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其次他还探讨了大革命产生的根源，认为革命爆发并不是暴政最为严厉的时期，而是在暴政转向温和的时期。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官僚制度理论。韦伯把官僚制度当做中性词来看待，他认为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为维持其生存不可或缺的组织手段。官僚制度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劳动的专门化与分工，二是为社会所公认的合理合法的权威，以及负责的下级的表层结构，三是精确、稳定而严格的对事不对人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其次是关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理论，他认为政治权威是通过发布命令使别人服从。他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分成三种类型：建立在信赖现行制度的合法性上的“合法─合理”的统治；建立在传统信念上的“传统”统治；建立在对领袖非凡能力的信任上的“超凡魅力”的统治。除此之外，他还探讨了现代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民共决式的民主制的含义。
卡尔·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集中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该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必将分化，或者上升为资产阶级，或者沦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就会起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包含了革命理论、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政治社会学理论，对后世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政治社会学有深远的影响。
三、战后阶段
政治社会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源流，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领域里崛起，政治研究的领域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扩展，当代研究政治的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愿意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于是，政治社会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政治社会学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独立出来了，它不仅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得到了普遍承认。各种以政治社会学为名的著作相继问世，一批职业的政治社会学者纷纷涌现，其中著名的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R. Bendix)、霍罗威茨(L. Horowitz)、贾瑙维茨(M. Janouitz)，法国的迪维尔热，英国的博托姆尔。其他对政治社会学贡献或影响的非职业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伊斯顿、亨廷顿、弗里德里克(C. Friedrich)、拉斯韦尔，英国的米利本德，法国的波郎查斯；社会学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尔·贝尔、西尔斯、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图雷纳(A. Touraine)、米尔斯(C. W. Mills)、艾森施塔特等，哲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列维·施特劳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伦特(H. Arendt)，政治哲学家如奥克肖特(M. Oakeshott)，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麦克弗森(C. Macpherson)，心理学家弗罗伊德、斯金纳、阿德勒，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
政治社会学终于成熟了，它首先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正式的认可。1959年9月在斯特雷萨召开的第四届社会学世界代表大会上建立了政治社会学委员会，这时政治社会学正式被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学科。提议建立这一委员会的是施穆尔·艾森斯塔特、莫里斯·詹诺维茨、利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利普塞特担任首任主席，罗坎为首任秘书长。在这两位学者的指导和领导下，政治社会学被确立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之内的一个分支领域。该委员会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并出版了大量书刊。自1959年斯特雷萨会议以来，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和国际政治学协会(IPSA)的历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都举行过会议。
当代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S. M.利普塞特于1960年出版了《政治人》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久便获得了1962年美国社会学会的麦基弗奖。该书显示了利普塞特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的卓越才能，也奠定了他在政治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里的权威地位。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该书围绕这一中心，探讨了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民主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政治冲突、参与政治的根源、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政党的种种社会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转化功能、工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实际运作等。该书的基本观点就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和一致的平衡。在利普塞特的著作出版之后，西方学术界一度掀起了研究政治运动、投票行为、政治系统、新政党的出现的社会基础等问题的高潮，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政党体制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导出政治行为的问题上，利普塞特和罗坎1967年所编著的《政党制和投票人联盟：跨国家透视》就汇集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该书表明，政治社会学者已不再简单地去研究政党制是否适合社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和利益对抗怎样、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政治过程转换成政党制，政党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社会中的一体化和资源配置。
在六十年代，许多政治社会学者开始对制度产生了新的兴趣，历史研究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民族和国家的建立过程开始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这一点在S. N.艾森斯塔特编辑的1971年出版的规模庞大的综合性读物《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该书各个部分的副标题，诸如“前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及其社会条件”、“发达的传统社会的中央模式”、“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学”，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倾向。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成为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标志之一。它还意味着历史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也日益卷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比较政治社会学中，一部反映许多传统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编辑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它是一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书籍，它论及了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和自由与权威的相互关系，并把分层和体制性问题融为一体。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义理论(Neo-corporatism)和理性选择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公共决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可以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而社会经济利益组织则有义务约束本组织的成员执行协商决定的公共政策。国家、工会和雇主代表之间的集体谈判，共同协商决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义。此种模式在奥地利最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合作主义的实践，激起了研究现代福利国家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问题的强烈兴趣。在八十年代初，许多政治学者对社会公共政策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理性选择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谟，但自五十年代开始，才被经济学家首次系统地运用于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该理论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对选民、政治家、院外活动家、官吏等政治行为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象经济人那样，总是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们不同的目的。这个理论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现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政治动机的重新讨论。理性选择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为政治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它强调集体的需要和价值，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个人，强调作为驱动力的个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在美国政治学中得到了发展，八十年代在欧洲也赢得了追随者。
政治社会学的惊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学界也争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样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二节 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不过，它并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始于八十年代政治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越来越重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有关刊物介绍了国外政治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有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已开设或筹备开设政治社会学课题，许多西文政治社会学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许多学者也开始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上还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对象和体系、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难题等问题，并专门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西著，艰苦创业，著书立说，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断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写的政治社会学著作。
一、西著东移
由于几十年学术传统的中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艰难的补课任务。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补课最经济也是最便当的途径就是移译国外经典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译著方面来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近代学者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均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许多重要的当代政治社会学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勒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与冲突》、彼德·尤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罗素的《权力论》、亨廷顿和纳尔逊的《难以抉择》、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顿等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马丁的《权力社会学》、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帝国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日本学者今田高俊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猪口孝的《国家与社会》、山口定的《政治体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动》、中野实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论著的出版
在艰难的翻译之外，对政治社会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也开始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1987)一书中，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角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了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学十大领域的问题。王沪宁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1988)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
卢少华和徐万珉的《权力社会学》(1989)，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权力社会、权力基础、权力形式、权力制度、权力角色、权力形式、权力管理、权力控制和权力心理等问题。
政治学者刘军宁的《权力现象》(1991)研究了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构造、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权力动机与权力崇拜、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结构与权力分配、权力的运用、权力制约、权力与人性、权力的旋律与人类的命运等问题。
政治学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1992)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即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从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与政治运动五个角度，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
政治学者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1994)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国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国政治人的政治意识、中国政治人的选举行为、中国政治人的参与行为、中国政治人对参与方式的偏好、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知识、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以及中国政治人的类型等问题。
政治学者李景鹏教授积十余年时间的积累，写成《权力政治学》(1995)，系统地研究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机制。该书虽然是政治学著作，但处处体现了从社会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实际上也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
政治学者周琪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1995)分析介绍了马克斯·韦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兰查斯的社会分层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分析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管理革命问题、财产和社会分层问题、收入与经济地位问题、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以及阶级的衡量尺度等问题，分析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国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团、社会分层、社会阶级问题上。如社会学者王颍、折晓叶和孙炳耀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1993)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涌现的社团组织，该书研究了中国社团的崛起、社团的功能、社团的组织模式、社团的外部互动关系以及社团组织体系变革等，在典型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理论，详细描述、系统总结了社团崛起的背景，社团的主要功能、组织模式及与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分析了社团在社会组织体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确指出了社团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
社会学者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1993)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实证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中国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个体和私营业主阶层、贫困阶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向，研究了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整体状况。该书虽然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状况的政治效应，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者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995)由一个主报告和十一个分报告组成。主报告为“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兼析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问题”，十一个分保告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中国新时期农民收入地位与利益格局报告”、“中国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利益格局报告”、“中国高层自然科学知识分子报告”、“中国新时期私有企业主阶层报告”、“中国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高收入者成层化趋势报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报告”以及“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阶层形成的报告”，结语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应注意的若干问题。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个题为“国外社会学界关于市场化转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进展”的研究综述。
社会学者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仅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还系统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循着韦伯的思路，探讨了统治与合法性、合法统治的类型、卡里斯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推广、合理性与形式主义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二难选择以及作为职业的政治等政治社会学主题。
历史学者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本身对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其他有关政治社会学的成果还表现在大量的论文中。这说明，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从研究兴趣来看，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领域，而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研究资源和手段，许多问题都没有能够充分深入，也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还有许多空白尚待填补。从研究人员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依然只是不同学科中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政治与社会之间
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所有的学者都是通才，因此也无所谓学科划分。但十九世纪末开始，人类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研究者中也开始了分工，专才替代了通才，专业化的学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在学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学和社会学就是相继独立出来的两门社会科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独立，意味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知识体系中的独立，在这一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中，政治问题由政治学研究，社会问题由社会学研究。不过，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泾渭分明。由于社会是政治的社会，而政治又是社会中的政治，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研究社会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会。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政治学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会，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之外，也在研究政治。这样，尽管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但它们在实际上依然有着相当的交叉和重叠。政治学没有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性，社会学也没有忽视社会现象的政治性。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政治与社会难分难舍、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政治社会学产生之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学者十分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研究的课题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础、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不太关心政治的社会基础。其方法主要是理论演绎为主，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当然，政治学者早就开始了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先驱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鸠等，他们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经验分析的色彩，他们注重收集经验材料，而不仅仅是理论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实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工业革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政治学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逐渐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现实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政治学者本特利就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集团的活动，而不应该局限于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则在《政治的新方面》一书中，主张政治学应该吸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政府的社会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发展到高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研究压倒一切，政治学研究日益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局面；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扩大，从制度领域扩展到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领域；定量分析日益成为政治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那么，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实际上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而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本来就是政治学的一大传统，更是现代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现代政治学就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就是现代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一回事。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就指出：“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义词。美国许多大学在探讨同样的问题时，在政治学系便把它称为‘政治学’，在社会学系便称为‘政治社会学’。在法国，‘政治社会学’这种提法只是用来表示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决裂和要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一种意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不过，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母学科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角度来看，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偏好和知识基础，可以选择从法律、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社会或经济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指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现象。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学研究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以及政治的社会基础等领域。而政治社会学则只涉及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方法上，政治学可以侧重理论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部分)，而政治社会学则仅侧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政治学是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而政治社会学则注重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不过，这种区分也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现代政治学研究也日趋“社会学化”，因而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虽然有两个名称，但是要准确划分，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从实际情况来看，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这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学把他们移植过去；政党和权力本来也一直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博托摩尔这样写道：“要想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找出任何重大的理论差异都是不可能的。这些差异多半产生于传统的成见。”
三、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区分。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宗教、科学、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变迁、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现代化等各种问题。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之处在于它的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它的研究依赖于对可以考证的事实进行系统的观察。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之一。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课题。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litics)，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子领域。后来的利普塞特的研究也是政治的社会学，他的名著《政治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的社会基础”。
不过，在社会学领域里，人们对何者为政治社会学，何者为政治的社会学，并不如何在乎。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称呼有所差异而已。政治的社会学或者政治社会学都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研究政治过程、组织、制度、文化、发展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为政治社会学，其原因就在于独特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研究角度看来，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及政府或政治权力，并且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团体(association)，政府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政治体系也只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特别注重研究政治的社会基础，将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放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以资发现社会团体和社会权力对政治机构运用之影响。
四、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
对政治社会学情有独钟的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并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litics)，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也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联姻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一样，是当代社会科学科际整合运动的一种结果。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与国家之关系。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要理解政治社会的现象，不能单单研究国家或政府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只是政治系统(或体系)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系统又是一般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政治结构与过程的分析，必须研究它的社会基础，如社会价值、信仰系统、权力合法性、权威等。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指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政治社会学介于政治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并包括这两门相邻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它的基本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olitics)，而是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
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政治社会学研究吸收了社会学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认为包括政治现象在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由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政治是能在社会和经济集团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之一。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它也吸收政治学的方法，突出政治现象的制度方面，把社会现象看作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或现行政治制度的后果，而且假设，政治就是形成有关社会的重大决策的制度化领域。但作为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还将试图平衡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不同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从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吸收研究政治社会问题的新成果，以更好地发展政治社会学。
希望政治社会学能够独立发展，是一个很善良的愿望。不过，从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来看，这种愿望似乎还没实现。因为，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们散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相互之间缺少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判定题材取舍的共同标准。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为政，使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表现了较大的随意性。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如经济学中一旦出现有助于理解或解决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时，政治社会学界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引进。如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政治理论。不过，也正是如此，政治社会学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影响。
第四节 基本框架与研究设想
一般都认为，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不过，由于政治社会学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各自所受的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同，各自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同，因而各自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其研究框架更是五花八门。下面试列举几本有代表性的政治社会学书籍的主要内容，也许从中可大致找出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框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状况、西方民主国家的投票行为、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团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研究课题。
博托摩尔的《政治社会学》所涉及的课题是：民主与社会阶级；社会行为、政党与政治行动、政治系统的类型、政治变迁与冲突、新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与发展、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等课题。
瑞士的政治社会学家洛比埃(P. de Laubrer)把政治社会学分为四大部分加以论述，第一编是政治社会与历史模式，包括原始社会、古代文明中的城邦与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近代国家现象、当代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等章节；第二编是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包括工业化及其社会学意义、工业社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发展等章节；第三编是政治生活的社会学；第四编是政治变迁。
美国学者费罗·瓦斯伯恩(Philo C. Wasburn)所著的《政治社会学：趋向、概念和假设》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包括理论渊源：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贡献，美国政治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代政治社会学的讨论三章。第二部分是微观分析研究，包括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非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三章。第三部分为宏观分析研究，包括西方民主政体的若干历史、结构和文化特征、现代非民主政体的历史、结构和文化特质，以及后记：政治社会学的意义。
中国台湾政治学者马起华在所著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政治权力、政治角色、隐形政府（政党与压力集团）、权力、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等问题。
施塔默尔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民主、权威主义统治体系、政党和利益团体、议会和政党。本迪克斯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应该包括政区和国家中的选民行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权力、政治运动和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政党、团体、寡头政治和政治行为的心理联系、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等。霍洛伟奇认为，政治社会学应研究政治系统、变迁、政策、利益和结果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道斯和休斯在1972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学》中认为，政治社会学应当研究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过程、前工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发展、工业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公共舆论、政治参与、选举、政党、压力团体和政治暴力。
布朗加特编辑的《社会与政治：政治社会学读本》罗列了七个方面：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精英和系统、总体社会政治补充、社会与权力、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与政治变迁。
台湾学者龙冠海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围有三大块：一是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政治的安排依赖社会组织与文化价值的方法。政治秩序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斗争的管制，政治社会学因此也考虑到基本宪法问题；不过社会学家注意探究的是支持政府与法律的东西，而不大注重这些制度的形式方面。二是政治行为的社会根据。在当代社会科学当中，政治行为主要指个人对政治的参与，他们为什么和怎样投票，为什么持有某种政治意见，为什么属于某种政治团体，为什么及如何支持政治运动。三是政治过程的社会方面，包括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及其互动模式，重点研究利益集团、政党、社会运动如何改变或安定政治秩序。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学者们所著作的《政治社会学》，虽然都以“政治社会学”为书名，但是他们的研究焦点却大不相同。但他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各自的“点”，从这些点出发触及政治社会学各个方面的。
本书力图吸收各国政治社会学的优秀研究成果，并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以及目前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实际可能性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不过，本书并不奢望成为一本面面俱到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只希望从几个“点”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研究政治社会学。本书带面的“点”有三个：一是中国公共福利的最大化，这是本书最为基本的价值出发点。二是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解决之道，认为没有政治权力，人类就没有政治秩序，就只能是苦海无边的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三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保证政治权力增进公共福利的重要制度机制。总起来就是把中国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和公共福利的提高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把政治权力作为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把民主制度看作是保证政治权力恰当运用的重要制度基础。基于这三个基本的出发点，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稳定和民主化目标，从各个角度探讨两个主题，一是探讨持续、稳定的政治秩序何以可能，二是探讨持续、稳定的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在具体安排上，本书第二章到第八章将结合中国实际，渐次探讨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文化和社会化、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分层等政治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第九章将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当代政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以及政治认同危机问题，最后一章则综合运用当代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新兴的制度分析理论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事务的种种解决之道。
此文是毛寿龙《政治社会学—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学基础》（2007年版）一书第一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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