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鸿 陵
1999年，经过几番艰苦的努力，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美国总统克林顿才终于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国今年年内加入WTO。这是十年来中国再——次走近WTO／CATI的大门，无论结果如何，能否如愿以偿，这条 消息都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可能比同一天美国继续空袭南联盟更有意义。当然对此最关注可能是中国的企业界。WT0中国企业终需跨过的槛，WTO是1996而取代GATT而成立的。
GATT，是世界政治家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醒的产物。在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最后结束之时，盟国政治家已经认识到了闭关锁国实行孤立主义政策，只能使国与国矛盾加剧。这不仅会阻碍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会导致世界秩序的混乱，最终殃及世界的和平。于是1945年12月，美国邀清中、英、苏法等15个国家进行有关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的多边谈判，并着手筹建际贸易组织。最后由于各国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及一些国家在批准宪章时的法律困难，致使其组织流产。但关贸总协定的23个发起国——包括，1中国在内于1946年度签订的临时协议书，承诺今后的国际贸易中遵守关贸总协定的规定。这就是GATT的由来。这个议定书于1948年1月1日生效，一直实施到1994年12月31日。 GATT在内瓦有常设秘书处，有由缔约国常驻代表组成的理事会以及每年举行的缔约
国大会，因此GATT实际上已成为缔约国各方处理贸易关系的国际组织，成为贸易谈判和运用法律体制的场所以及调和与解决争端的国际机构。毫无疑问，G ATT对推动全球一体化，保护缔约国利益，推动世界自由贸易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1986年—1994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关贸总协定各缔约国方再次将建立多边贸易组织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最终在1994年4月15日签署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它同谈回合的一系列多边谈判协定—起于1995年1月1日生效。从此WTO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组织，该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织一道处于平等、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其作用日益强大，竟有“经济联合国”的雅称。
当今的世界是市场经济的世界，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泛化，加剧了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因此WTO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和深远。它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无论是成员国还是非成员国的经济，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企业的发展。关贸总协定第一回合时，23个缔约国的贸易只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额的1／5，然而到1994底，100多个缔约国的贸易额已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90%以上。在WTO成立之前，中国就已在85%以上的出口产品进入了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疆域，可是由于中国不是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因而不能享受GATT给予其成员的种种优惠待遇，以使四方世界可以在国际经济和贸易活动中对中国任意进行限制，使中国企业尤其是涉外企业发展处于不稳定状态。
以美国为例，它不仅就对华最惠国待遇，实行“年审制度”，使中国倍受“煎熬”，还动辄以“反倾销”为借口，扼制中国商品对美出口，这对出口美国的企业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在以往的十几年中，中国商品曾上百次而诉为“倾销”，使小国企业蒙受了许多不该蒙受的损失。对美如此，对欧也好不了什么地方。欧州一些国家也曾对中国近200种商品实行进口限制，就是最近中欧达成的23亿美元纺织品交易，也是以配额极大的方式进行的，而同类产品的东南亚国家都不需要配额。这难道不是对中国企业的打击吗?这种情况往往还是“正常”时的正常情况，如果出现争端，中国往往只能忍受不公正待遇，如果要讨回公道，由于我们还不是WTO成员国，在双边(或多边)谈判，争端的解决等诸方面我们都将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任何一个企业包括单纯的以国内为市场的企业都必须要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中国企业无法置身其外。加入WT0，中国企业仍须经受考验。中国作为GATT的创始国，却长期滞留其外，其原因是复杂的。以国民党政府为代表的中国曾参与了关贸总协定的第一、二轮谈判，但1950年溃败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都—纸照会，心“中国”退出了关贸总协定。这给30年后的中国留下了许多难解之题。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之际，GATT考虑到联合国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定，主动终止了台湾观当局的观察员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大陆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受极左思想影响中国并没有考虑“入关”，“入关”的良机从我们眼皮底下失去。改革外放之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和参与世界分工的战略，因此1986年7月11日，中国政府正式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提交了申请，谈判恢复中国在关锁总协定中的缔约国的地位谁知这一谈就是十三年，从黑发谈成白发仍只是走到了门槛边，这种艰苦的长时期的谈判在GATT/WTO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在这个期间，1993年3月，曾被全体中国人如此肯定地认为是自己重返关贸总协定的时间。当时全民的热情几乎无以复加，在京城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英国记者在十四大召开前夕，乘出租车在北京街头抽样访问了10位甲国公民，竟有半数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何时召开，而所有的人都说中国很快就要加入关贸总协定。一些强权者四然而，善良和理想往往被一些强权者撕得粉碎。这一轮谈判最终由于极少数国家的阻挠，使得中国在遵守GATT及乌拉圭回合谈判协定的前提下成为WTO创始国的的愿望化为泡影。几年过去之后，中国综合实力在困难的情况下大幅度增长，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占世界第七位，外贸总额已占世界第九位，中国的重要性已被大多数目家所肯定，，WTO需要中国已成为国际共识．尤其是中美元首互访，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大国风范，欧盟急需在WTO匡架中能有一支力量来共同分解美国的压力等等形势的变化，又一次使中目靠近了WTO的大门．但是由于美国人的“要价太高”和其他复杂因素，中国能否在新—轮谈判之前进入WTO，仍有不确定因素．“入世”不易，但“入世”后中国企业仍须经受许多严峻考验。
中国加入WTO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增加出口．提高开工率，同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引进新的竞争加速中国企业的经济结构、产品结构、投资方式、管理体制的调整，有利于中国企业在竞争中长大。从垄断到竞争是历史的进步，从国内竞争到参与国际竞争则是中国企业的必须要走的路。选择了市场经济，我们就没有必要惧怕竞争，因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专靠抵制、排斥外资，靠国家保护。扶护政策来振兴民族经济并不是长久之计，过度的保护只能使企业永远长不大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例如：国家曾对长城公司进行“保护”，主管部门甚至规定它的整机必须使用相当比例的国产元器件，结果不但长城公司几乎被拖垮，而且中国的IT产业也几乎到了生死垂危的关头。1993年之后中国开放 ，IT产业，虽然国内产品一时得利，但经过几年努力中国——大批企业(如北大方正，联想，四通，也不是在竞争中长大了吗？统计资料表明去年IT中国市场上的前四名品牌全是中国产品。
当然中国加入WTO，对一些企业并非没有压力，“入世”并不是万事大吉，从此企业就会自动走上布满鲜花的坦途。一些企业，主要是涉及汽车．制药、电子、零售、服务、金融和保险等领域的企业仍将受到极大的冲击。WTO仍吸收成员在市场经济、市场开放、关税税率等方面有声严格划一的规定。中国要加入其中，就必须符合其规定，因此国家对这些企业的保护很大一部分将不复存在，就是保护部分也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取消保护．这些“弱势”企业将在同等条件下被直接推入全球市场，与国外企业直接展开面对面的竞争。这对许多企业而言，将在资金、技术、人才方面一时处于下风，短期内也可能引起市场震荡。部分企业会倍感困难，甚至一些企业将被迫破产。对此，一些企业感到忧虑和悲怆是正常
的。广州本田总经理门胁轰二就直言：中国汽车业形势严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企划部邓明辉说，国内保险业面临困境。他无不忧虑地说：“中资保险公司非缺乏人才，管理技术落后，资本过小，外资保险公司一旦进入国内保险市场，他们将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与信息网络，强烈冲击中资公司。外资公司进入中国第一件事，可能是“挖”人，然后是“挖”业务。这是一个两难，两难取其易。这个“易”并非眼前，必须从长计“易”。开放中国市场将使竞争更加邀烈，但只有竞争才能提高效率。这就犹如对弈，同高手进行交锋，才能提高技艺，在日后才有可能打败对手．因此暂时的失败可能是我们进军国际市场的“真正”的学费。既然狼来了，就要敢于与狼共舞。只要我们的企业不是没有反抗能力和反抗胆量的“羊”。只要我们的企业是一群正在成长的“幼狮”，虽有可能被对手咬得遍体鳞伤，但总有长大的机会。提高企业竞争力比加入WTO更重要。“如果没有自已的民族产业，没有自已的拳头产品，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讲话，曾激励着多少中国企业自强不息。中国对外开放，中国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界的责任减轻，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民族产业的竞争力是国家生存与安全的物质基础，而企业的壮大则成为基础之基础，中国企业应不负众望托起明天的太阳。
中国一旦加入WTO，对中国企业来讲只是责任更大，压力更重，中国要振兴，企业还当自强因此如果中国能顺利“入世”，只能说为中国企业走自世界开劈了一条道路，创造了一个条件。中国WTO谈判首席代表．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一位手提一篮青菜的小贩可以不遵守农贸市场的规则，看到工商干部来了就跑，但如果你要在农贸市场占领一个固定的铺位，卖更多的菜，那么你就必须遵守农贸市场的规则。加入WTO就等于我们在国际市场中占了个固定铺位，但到底能否卖出更多的“菜”．那就看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了。因此，提高企业竞争力比“入世”更重要；“入世”只能给我们一个平台，提高竞争力才是发展的最后保证。谈到企业竞争力，许多人只从企业自身去考虑，似乎企业是在真空中存在，似乎企业只要有了钱，有了技术．有了好的领导就一了百了了。忘记了企业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缩影．是由打上时代痕迹的人来管理的．不从时代变革，社会转型中分析，而武断地指责企业家道德良心如何如何。企业成了某些人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牺牲品。对此，我们是否也该换个脑筋换个方位去为中国的企业想一想?时空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企业必须付出更多地牺牲克服更多的困难才能分享全球化的阳光灿烂．“天时”、“地利”“人和”被中国古代战略家视为决定胜负的三个因素。今天对干中国企业来讲，知识经济体系的到来可以被看做是“天时”，是中国企业谋求发展时的大气候：市场化的改革可以被看做是“地利”，是中国企业谋求发展的先决条件，制度化理性领导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人和”，是中国企业谋求发展的主观条件。这三个方面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条件，是提高竞争力之基础，是吸纳资金．更新技术，保证质量．创造企业文化的总保证。因此，提高企业竞争力，不能只从资金，技术．政策给予帮助和支持，最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创造条件保证企业发展，从制度和理性设计上避免企业内耗，这应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根本。舍本而求米，或许：能使企业水平一时提高，但无法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东亚及东南亚的一些企业就是明显的例证。
从工业经济体系向知识经济体系转变，这是二十多年来人类最重要的事情。这个转变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大气候”。这个转变也为后起的国家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机遇。企业发展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利用知识。技术创造新的平台，提高竞争力。
知识经济并不是一个旧概念，并非是将知识转化为经济利益的意思、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甚于知识的经济”。知识特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全新的思想和方法，而经济则主要是指一种建立在信息革命基础上的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带动的新的社会结构。现在知识的作用已超过资本，并且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知识经济几乎引发了企业世界的一场颠覆，并且这种形势仍在发展，最成功的例证是微软的发展史。成立于1975年的微软公司现在的市值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其总裁比尔．盖茨已连续五年荣登世界首富的宝座．有资料显示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5000家软件公司，它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已超过各列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国内企业发展也展示了知识经济的风采：北大、方正、联想、四通已成为中国知名企业，而十年前他们还名不见传。仅北大方正1998年的产值就已达60亿元，年利税超过3.3亿元。当然“知识”对经济的作用还表现“知识”在对传统工业改造，内部管理模式更新等方面。因此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能不从善对“知识”做起。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中国企业发展注入了最重要活力，如果没有这个转变，几乎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和企业家。因此，市场化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许多“瓶颈”几乎都和改革缓慢．市场化程度低有重大关联．今春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完成了一份报告则再一次告诫我们改革不继续深化，企业发展将处于十分困难状态，这份报告分别考了1994年前，1995年前，1996年6月前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从最能反映经营素质的“净资产收益率”来看，业绩滑坡严重，股份制改革并未带来旧有企业经营素质的整体改善，国有企业原有的痼疾并未得到医治．专家分析说造成原因是市场化程度低，上市公司并未象人们期待的那样真正走向公众。绝大多数由不能流通的法人股国有股控股的公司受不到股市的真正危险．对此人们早已有共同的看法，比如：海尔总裁张瑞敏就通过媒体坦露心声：“如果说企业界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那就是希望市场的外部环境给企业一个好的发展机会”．张瑞敏还借诠释《财富》对海尔的评论“小池塘中的大鱼”再次重复了这个意思：“我理解其意有二：第一，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并不太好，其次，在小池塘中并不会长得大，你想要大就要到外面去发展。”另外一些有识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庄稼种在碱地里!这形象说明了加速改革完善市场化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中国思想家孟子的名言，也是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气生财”这一商界古训就是这个思想的反映。然而，如果产生于小农时代的“和”，不随着时代的变迁更换内容的话，那么中国企业内部不得不面临着一场危机。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最令人担心的恐怕是“人才流失”。“高层出问题”。“59岁现象”是国企独有的风景，但“家族主义”．“专断主义”．“内哄”则普遍存在于中国企业界。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漂亮的事和最糟糕的事．但把一件事情寄托在一个人的良心发现或永远良心发现上，或寄托在一个人具有非凡的天才或永远具有非凡的天才上，则只会出现“人存政举”或“人亡政息”。“史玉柱现象”，“赢海威事件”，“王遂舟兵败中原”，“禹作敏”．“周冠五”．“褚时健”……。哪一个事件的背后不存在着这个问题呢?
这是最危险的事情，但比最危还有最危险的是危险还要继续．北京裕兴公司总经理祝维沙的看法可能就反映了这种担忧“企业家的作用不可否认，尤其在中国，在现在这个阶段无论是我还是段永平(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引者注)，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走的都是倪润峰(长虹董事长——引者注)的路，那就是靠一个强者来支撑企业、但是我们也认识到企业的长期发展不能仅仅维系在一个人身上，而需要健全的管理体系和企业文化长远来看，理性比英雄更重要。“祝维沙的说法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这种情形不但是中国企业通病，也是华人圈甚至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普遍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完
全市场化或者说“裙带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无法把希望寄托于个人的“超人本领”或“超人道德品质”上，应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用制度和理性来根治。
比较高兴的是一些成功的方式已被人们认可。如最近“公司宪法”的做法已经在中国得到了肯定一些企业并已开始运用。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制定了“意在长治久安”的《华为基本法》：长沙远大空调有限公司则颁布了公司宪法——“远大宣言”。当然许多人还会说这是国外的做法，但是要记住的是这是国外几百年成功的做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引进呢?另—个则是“开放产权”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企业内部一些人的利益。最近在京城“开放产权”已成为最热门话题，因为大家从“巨人现象”、“白云山事件”吸收到了更多的道理：只有开放产权，引进期股，在体制、制度、机制方面调整企业内部的关系——用利益驱动来更换道德驱动。梁山好汉式的个人英雄，哥们义气，并不能保证员工的忠诚，只有肯定利益基础上对人的人格平等对待才是良策。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开了头，更重要的是正在继续探索，我相信中国人能够找出符合市场规则的“人和”。如此，“人和万事兴”将又一次被人证明。
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新的思想关系着中国企业能否最终走出国门。只要我们抓住时机．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制度创新，没有什么东西—包括WTO，会使中国企业被窝在笼子里!
结语：WTO，对中国经济，对中国企业，有着极大的意义．但对WTO产生极大影响的个别国家并不能象WTO条文规定的那样充满美好和理性。因此WTO的大门能否为中国打开，仍不得而知，许多美好的事情往往在最接近成功之时毁于一旦，中国能否在今年年内加入WTO?用世界贸易组织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晓田的话来讲只能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因为非贸易的因素仍在影响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尤其是我们还无法对科索贫铀的炸弹轰隆声充耳不闻；我们还无法对东亚和太平洋上的咄咄逼人的反华声浪置之不理，我们还无法做太多的让步，将涉及中国命脉某些产业拱手让人。“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作出的让步已经是足够了”，“如果要价太高、要求太快”，或许他们真应该什么也得不到，多极化的世界中商机并不会由于一些人的强权而不存在，两害取其轻。中国人不会以牺牲道义和牺牲主权来跨过那道门槛的。一些人为的因素绝不能使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停下自己的脚步，毕竟中国的进步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对此来自彼岸的政治家小威廉·罗思(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看法或许比“很悍”(朱镕基语)的巴尔舍夫斯基(美国贸易代表)更加明智：“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原话如此——引者注)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论是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都将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的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将北京限制在它为加入世贸组织而作出的巨大让步之中，还是任其按照自己的步骤的发展，自行决定遵守哪些规则，又对哪些规则不屑一顾”。“风回三峡，愈伸其号；水遏瞿塘，愈显其奔猛”来自长江的涛声或许就是今天中国前进的脚步声!朋友，你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