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陵 苏献启 刘舒慧 陈义欢
周鸿陵、刘舒慧、陈义欢：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 地址：北京海淀区厂洼路5号鼎恒信商务大厦508室 邮编100089，电子信箱 zhouhongling71@yahoo.com.cn
苏献启：邢台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河北，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学院南路3号 邮编054001
摘 要：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进入社会冲突高发时期，通过公民教育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社会冲突，是在信访、司法之外解决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路径，此路径的探索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实现社会安全转型，这是公民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新的运用，值得进行必要的研究。
关键词： 社会冲突 公民教育 协商对话
公民教育在1990年代在大陆重新兴起之后，日益受到了重视，在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①，同时公民教育也被引进了不同的领域，我们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安全转型长期进行公民教育实验的团队，最近两年开始把公民教育运用到解决社会冲突之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就是对我们进行的一个项目进行分析总结写成的。
自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 美元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转型的紧迫性十分明显：社会分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新旧秩序冲突、群体性事件骤然增加。一些学者指出2010年之前中国社会将进入社会冲突高发时期，社会转型加速呼吁社会制度创新。②2004年，社会冲突又有加剧之势，四川、重庆、陕西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2005年之后，社会冲突开始呈现区域的普遍化、领域广泛化的特点。在中国社会开始进入转型加速期后，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开始把公民教育运用到解决社会冲突的研究和实验之中，期望能在推动社会安全转型方面找到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道路，为此，我们机构和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共同创办“中国社会转型论坛”，和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一些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2006年到2008年和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合作在河北、河南、吉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解决社会冲突的实验，其中2006年在河北容城王家营所进行的实验是比较完整的。③
一、王家营诞生了协商解决社会冲突的新模式④
王家营村隶属于保定市容城县晾马台乡，与著名的箱包市场只有一河之隔。王家营土地问题发生在1990年代初期，那是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变革的时期，项目乱飞、开发无序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1992年到1993年间，北京华宇开发公司、天津霖达实业公司、天津亚中开发公司分别通过容城县经济开发办公室协调，从王家营买走了200亩、150亩、80亩土地。此外，容城县税务局、工商局也出资占用了该村50亩、21亩土地。但随着国家宏观银根收紧和开发环境的恶化，除华宇公司、霖达公司进行了一部分投资外，其它机构没有进行投资开发，形成了事实上的开发停滞，土地处于荒芜之中。
王家营土地问题主要是转型时期的社会无序引起的。这几宗土地转让开发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一是土地权属问题存在争议。村民对土地转让中的程序有疑问，认为转让过程不透明不公开，对土地转让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对土地权属提出许多疑问。二是土地转让款项被挪用截留。土地转让的款项大部分被政府的某些部门、某些官员及原村支部书记等人截留挪用占用。三是以原村支书为首的黑恶势力形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痼疾。原村支书利用控制部分土地转让款项的事实，勾结不法官员收买社会闲杂人员，形成了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国家政策社会正义在这里被不法势力所阻隔，企业正常开发受到严重影响。
王家营土地问题解决过程中挫折不断。2000年，在国家进行的“打黑”行动中，村中的黑恶势力被惩办，土地转让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围绕这些问题，维权村民黄小田、刘贺群、张大井等人先后到国土资源部、河北省国土资源局、保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容城县政府等有关部门进行上访，但收效不太明显。2004年3月，维权村民经过竞选当选为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个人维权转为村民自治组织维权，同时维权活动开始由上访转向诉讼。王家营村民委员会先后起诉了华宇公司、容城县土地资源局等机构，但这些诉讼并没有解决问题。同时，他们通过容城籍的一位作家向河北省的有关领导反映问题，虽然部分问题得到了一些解决，但是大部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之后，一些村民采取了激烈的维权方式，他们想通过阻止华宇公司建设项目施工来达到维权的目的，这次新的尝试却在2005年8月16日引发了一起针对维权领袖的流血事件。王家营问题有可能从一场简单的利益冲突演变为一场群体性暴力冲突，王家营笼罩在暴力恐慌之中。至此，通过信访、诉讼、关系沟通、暴力对抗不但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使问题越来越复杂。
协商对话使王家营走向了和谐。王家营问题的转机是2006年1月。王家营村委会通过容城县知名维权人士杨树田联系到了中国社会转型论坛轮值主席宋旭民，之后由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和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联合组建了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和谐实验王家营项目课题组，课题组理论指导是宋旭民（《和谐论》创始人），组长是周鸿陵（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首席法律指导张星水（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联系人杨树田，课题组其他成员包括夏鸣远、周敏、郭辉、刘春华等人。在容城县政府支持下，经过认真调研和细致工作，于2006年5、6月间多次组织了由村民委员会、企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政府有关部门参与的对话协商，最终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依照有关法律精神就土地权属认定、归还挪用截留款项、土地再次补偿、流血事件处理达成了妥善解决共识，使王家营土地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基本实现了从冲突到和谐的目标。
至此，在王家营诞生了协商解决社会冲突的新模式。
二、公民教育新实验
虽然中国社会20多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王家营模式的社会基础，但是王家营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在解决王家营土地问题的过程中引进了公民教育，换言之，王家营模式其实就是公民教育在新的领域进行的新的实验。
公民教育重要内容是确立公民意识，根据不同的需要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展开进行。在解决社会冲突的项目中，对参与主体进行社会冲突的定性分析和现代治理知识的传播是公民教育的首要内容，只有让政府官员、企业家、村民正确认识当下社会冲突的性质和认同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才能使他们屏弃传统的方式接受责任共担、协商对话的解决社会冲突的模式。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普遍存在着社会认同冲突、社会救济缺失、社会保障不到位等社会问题，以群体性事件为标志的社会冲突事件在各地都时有发生。这些冲突不能用传统的阶级斗争来分析，也不可以动辄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来上纲上线，要看到当下的社会冲突主要是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原因是由于转型时期体制建设滞后导致的，不可以把社会冲突无限放大，去选择传统的零和的冲突解决模式。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依靠政府威权解决冲突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改革后的社会，同样，属于传统的自下而上的底层反抗与抗争的寻求完全体制外的解决冲突的模式，也在市场化之后的复杂的社会条件下找不到出路，只有确立全民参与共同协商才能使冲突得到解决并形成多赢共荣的局面。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在公民和国家之间出现了公民社会，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开始由政府直接管理社会、经济、文化向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治理的模式变化⑤。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导致了社会治理的变迁，那种人们期望的由公民、公民社会、市场、政府共同治理的善治的局面开始在中国出现⑥。从一定意义上说，王家营模式就是这种治理结构变迁的产物，所谓王家营模式其实就是善治的模式，这些内容是项目前期进行的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现代社会观念的传播为和谐解决社会冲突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公民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事情。
首先是内容的多样性。政府官员是解决社会冲突最重要的主体，但是长期的计划经济和集权式的社会管理惯性，使基层政府官员对现代社会治理还很不适应，对多中心的社会现实还不愿意承认，对契约化法治化的现代社会治理理念还不能一下子接受，因此针对政府官员开展的公民教育要特别强调治理现代性，只有官员的意识改变了，并确立了现代治理意识才能认真地和公民社会组织、企业家、村民进行对话。企业家和村民相比是另一个强势群体，他们拥有村民无法拥有的财富资源，在解决这些社会冲突中如果凭借其财富资源为所欲为，甚至勾结不法官员唆使社会闲杂人员伤害维权村民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会使冲突升级，最后自己也成为冲突的牺牲品。企业家应该确立现代的社会责任意识，强调企业的公民性才能使社会冲突平息，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谋求企业利益。因此针对企业家的公民教育更多的是现代企业的公民责任。村民和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相比属于弱势群体，但是我们不可以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就不加考虑地对他们一边倒的支持，那样就会滑向民粹主义，要警惕民粹主义演变为社会炸药，否则民粹主义的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⑦，不但无法和谐解决社会冲突，而且会使冲突升级，甚至给社会带来动荡。在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底层群众存在着强烈的臣民意识和暴民意识，自由、平等、秩序对一些村民而言还是奢侈品，他们要么不敢走出村庄维护自己权利，要么他们往往选择激烈的对抗，无法实现“公民有序参与”⑧。许多年前那个影响中国历史的人说的“最重要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句话在我们项目进行中被证明还没有过时。
其次是公民教育方式要因人而异，要根据官员、企业家、村民不同的文化水平生活习惯开展多种方式的公民教育。我们对官员进行公民教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邮寄信件、赠送理论书籍和传阅理论文章进行，对企业家进行公民教育主要通过座谈来进行，对村民除通过调研渗透来进行外，还把香港乐施会倡导的公民教育的“戏剧教学”运用到项目培训之中，使村民在娱乐中直观地接受现代公民意识，在协商谈判过程中做到“文明”、“有序”。不过，最重要的经验是无论教育对象是谁，都不可以采用居高临下的方式进行，“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是最深刻的体会。
在解决王家营土地问题的过程中，不同的群体包括项目的组织者都受到了不同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发现公民教育有更多的领域可以运用，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实验。王家营模式是公民教育在一个新领域的具体运用，从一定意义上讲王家营模式可以总结为：依靠公民教育，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社会冲突。这个模式如果能被推广，将对建设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社会安全转型大有裨益。
公民教育在大陆重新兴起才短短10多年，公民教育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产物，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高涨的产物，是公民社会再次兴起的产物，现在虽然仍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但是公民教育已经被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本案例只是一个证明而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案例也可以说明随着公民教育的推广，公民教育必将对建设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8年3月10日一稿
2008年4月10日二稿
注 解 ：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7年10月。
2. 《丁元竹《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net.cn/p020041029313791096323.pdf。
3. 周鸿陵：《创造和谐需要“第三方”——来自王家营村的报告》，广州，民间， 2006年冬季号，第1页。
4. 本部分参考：周鸿陵 成岩《协商维权 和谐维权——来自河北容城县王家营的报告和启示》，北京，中国企业导刊，2007第10期，72页—75页；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和谐实验课题组周鸿陵、宋旭民、张星水、夏鸣远、刘春华、郭辉《关于王家营村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http://www.newera.org.cn/view.php?rid=171。
5. 康晓光：《权力的转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6.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26—350页。
7. 吴稼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北京，中国青年报，2008年4月2日。
8.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转引自黄玉蓉《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浅探》www.sjw.gov.cn/Common/ShowInfo.aspx?id=146619 12K 2008-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