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第一期（1）

发刊词

奔向新时代

                                                 本刊编辑部

 英国作家查里斯·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令人失望的时代，这是应有尽有的时代也是一无所有的时代；这是直登天堂的时代也是直下地狱的时代……”现在我们面临的时代就是狄更斯所描述的时代，是旧与新之间的时代。

    旧时代是野蛮的时代，新时代是文明的时代；旧时代是兽性的时代，新时代是人性的时代；旧时代是专制的时代，新时代是民主的时代；旧时代是特权的时代，新时代是平等的时代；旧时代是争斗的时代，新时代是和谐的时代；旧时代是极权的时代，新时代是自由的时代；旧时代是人治的时代，新时代是法治的时代；旧时代是臣民的时代，新时代是公民的时代。

   我们即将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由、平等、和谐构成了社会的主体思潮，和平、文明、进步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个社会里，作为个体的公民将会得到充分的草重，个体的要求将会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一切野蛮的、非人性的、不人道的做法将会永远地被社会所摒弃！

   我们把握时代的脉搏，感受时代的气息，聆听时代的召唤，将一个全新的理念注入到正在日新月异向前发展进步的社会洪流之中！

我们正在用一个全新的观念，理性、建设性地审视着这个社会，塑造着这个社会。我们顺应时代的潮流，融合一切愿为社会文明进步贡献力量的有识之士，一切为民族复兴事业勇于奉献的爱国同仁，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通往光明之路，一起奔向新时代！

时代发言

走向公民时代

萧瀚

在中国，‘百姓”是古老的，“公民”是新的说法。

“公民”是我们萌动的希望，“百姓”是我们陈积的现实。

纷扰和喧嚣中，我们正在挣脱“百姓”枷锁，走上“公民”之路。

“百姓”的历史

   “百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这个词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用语之一，《尚书·尧典》就多次出现过“百姓”，它蕴藏着中国的文化基因．

   “百姓”至少包含了宗法制、臣民甚至弱者以及无权利救济的含义。中国的“家国”特征是宗法制，即以血缘关系为单位的聚合体，“百姓”不是以个体人为单位的称谓，而是以家族为单位的称谓．从古汉语使用习惯而言，上古时代使用“百”就表示很多了，因为那时候，人烟稀少，用“百”字囊括各个家族绰绰有余，沿习成惯，后来姓氏增加了，但是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不必再改了。

    在宗法制下，所有的公道、利益均以家族利益为依归，个体的人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的，因此所谓中国人强调集体利益在本质上是强调小集体的利益，当个人利益以及家族外的利益与家族利益冲突时，后者就变得至高无上，只有当皇族利益与民众家族利益冲突时，皇族利益当然高踞一切。如果说古典社会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型的，那么金字塔的基本构成元素就是家族而不是个体的人。这时，我们也许就真正明了古人对于祭祖的重视，也真正明了为什么明清、民国（甚至现在都还有人）会如此提倡反人性的二十四孝了。

   家族—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群聚合结构有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一切行为不以一个高踞于所新时代有人、所有团体之上的超越性公平正义理念为基准，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家族利益，当家族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由于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正义标准，只好用武力来决定该保留谁的利益、以“拳头”决定谁对谁错—此所谓成王败寇。历代的皇帝只不过是“拳头”最硬的家族的“法定”代表人罢了，因此梁任公先生才会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姓史！

    1840年以后，中国被西方惊醒，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家族制的精髓依然青山不老，同时也出现各类变种，例如我们现在还能够不断适应着的所谓单位利益、家庭利益、小团体利益（不管什么团体）、党利益、“国”利益—这里的国当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因此，虽然传统上经典的“宗法制意识形态”表面上在当代中国的城市里以及相对有知识的群体里似乎已经逐步淡化，实际上它早已经改头换面，旧瓶装新酒地在城市上演各类剧目，至于农村，它的原始生命力还依然旺盛，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所谓的城市也无非就是大农村．或者只是东方宗法制传统与西方工业城市的混血儿而已—并且就现阶段而言，其本质还是“用筷子吃饭的”!

    与宗法含义相关的是，“百姓”同时也包含了相对于君王、皇帝而言的臣民含义，因为它是相对于“国”姓而言的，“国”姓是皇帝姓，是惟我独尊的“一”，民众的就只能是“百”。

    从北宋初年开始流传的钱塘一位书生编！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赵姓排在第一位是因为赵是宋代“国”姓（对于中国古代的皇帝而言，既然家天下，那么他的姓当然就是国姓了），而钱排第二位的原因，没有考证依据，我不敢胡说，只能猜测是不是出自该书生的家族姓（钱塘人）。这种排序本身就反映了皇权的威严和民参匍甸于权力之下的叩拜。

    在古典社会里，民众也就是“百姓”的所有一切在理论上讲都属于皇帝，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天下就是皇帝的一己之私，与“百姓”无关，“百姓”只是他炫耀权力、武力的对象，而不是其权力的基础，对待人民他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此官吏们也就拥有矫诏侵害人民的权力。

    我想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现代汉语词典对“百姓”的解释是“人民（区别于官吏）",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这一解释的合理性。因此，在帝王下面，“百姓”又被增加了一层压迫者一一所谓“鱼肉百姓”、所谓“知县破家，府尹破族”即其意，这样“百姓”的含义里又增加了一层意思：受压迫后的无奈，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办法。”就表达了这层意思，因此，如果我们从这里细加体会，就立刻能够感受到‘百姓”一词中反映出来的权利难以得到保护的信息。

    在“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古代，“百姓”随时可以被剥夺基本的正当利益，从财产到人身，从物质到精神无一得到基本保护。这种无保护的含义包含了三层：第一，首先，从立法上看，没有一项法律确定“百姓”的应有利益完全属干他自己，任何人不得无故剥夺．第二，从执法上看，民间的争执主要看各方家族谁“牛”，家族弱的就明摆着吃亏。行政官吏的执法随意性很大，用阿Q的话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民众的基本正当利益难以避免恶政的侵害，第三，从司法上看，在民间吃亏的民众告官以后，由于官员需要家族势力的支撑，所以家族势力弱的一方无法获得正当利益的恢复；受恶政之苦的人只有一条路：上访（这绝不仅仅是当代的特色更是历史的回光），因为执法者和司法者是同一个官！可是上访很少能够得到确定的正义，它是挂在驴子前面的萝卜，驴子为吃到萝  卜而跋涉，却永远吃不到萝卜，也不明白为什么吃不到萝卜，因此，上访是一条吞噬精神和身体的巨蟒，没有几个人不从上访走向上吊！因此，“我们  老百姓还能有什么办法”!

    于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甚或当代，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幅“三力分权”的图景：权力（高俅）、财力（西门庆）、武力（李逵）这三项，只要人们能够获得其中一项，也许就能多少占有其他两项，于是整个社会就根据上述三项“资源”的分配情况来分配财富，甚至分配一切！干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没有信仰、道德沦丧、人格猥琐、怯懦、欺诈、虚伪，撒谎、不知羞耻、没有自律、精神涣散的中国景象。我想起了老黑格尔的话“中国的显著特色就是，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一概离他们很远。”面对历史和今天，这种沉痛的认同使我无法回避这句话。

百姓社会与公民社会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大地上洋风习习，一个可能替代“百姓”的词汇“公民”悄然出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词直到80年代以后才重新有所耳闻。虽然人们也许未必完全明了“公民”的法律意义，但是至少人们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脑子里开始呈现出对部分权利的追求，这是一个真正开启民智的词，不过现在它还不够普及。与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相比，“公民”成为他们的流行语，以此强调否定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差异，甚至刻意抹平大革命领袖人物与一般民众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平等。两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差，一方面因为中国“百姓”传统根深蒂固，“公民”完全是个舶来货，同时各类媒体土使用这个概念的频率不高，并且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能够最低程度地兑现公民权。

   “公民”在当代世界卜的含义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一国的国民，也不仅仅是依附于主权理论的概念了，它更多地表达了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

   “百姓”社会是专制的，有的甚至是极权的，而公民社会则是自由而民主的；“百姓”社会是封闭的，而公民社会则是开放的，“百姓”社会是人治的，而公民社会则是法治的。“百姓”社会里也有法，但是有部分人永远高于法律而存在，法律的存在是他们攫取权力，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公民社会依靠良法、正义之法而存在，恶法不是法，在此基础上，法律的规则高于人的权力，法律是公民社会里保障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工具。“百姓”社会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而公民社会则是全体人自治的社会。

    在公民社会里，谁是公民，不是贴一张公民标签就够了，而是与具体的权利挂钩，它包括是否拥有受法律严格保障的独立财产权，是否拥有人的基本权利一一生命健康权、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等等不一而足。

   公民社会不仅仅强调宪法必须规定公民拥有这些基本权利，更强调人们通过法律的自治在日常生活中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些写在纸上的权利。但是，在“百姓”社会，这一切都是空花泡影，即使也有表面上的宪法、法律，可那都只是假冒伪劣的公民社会的脱品，是某些人为掩盖其“百姓”社会本质欺骗其他人的工具。因此，作为人的“公民”首先必须享有上述这些最基本的自然权利，在这方面，人人生而平等。不管有没有宪法明文规定，也不管剥夺者是否借助了大多数人的投票表决或者所谓的宪法，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他人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没有任何人有权剥夺他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剥夺他人的财产权、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句话是错误的！一一因为法律必须首先符合上述条件，法治必须是正义的良法之治，对于恶法，人民有不服从的权利，就像英国杰出的思想家洛克说的，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百姓”社会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公民社会是“选票子里出政权”,“百姓”社会的皇帝家天下，公民社会的执政者依靠民众选举获得合法性，即使原政权是被合法推翻的，新政权也是通过公意民选上台。

   公民社会里，公民是纳税人，政府只不过是全体纳税公民花钱成立的公共机构，它的任务是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一一诸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公正的司法以及失业救济、养老救济等公共福利，是全体公民的仆人，一句话，它是实现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工具。

公民社会不允许政府爬到人民头上蹬鼻子上脸，不允许政府胡作非为，不允许公仆们打着为民造福的旗号欺压公民、鱼肉公民！公仆们的生活来源是由纳税人支付的，世界上绝无半个傻瓜愿意花钱雇一群虎狼之人来剥夺自己最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世界上也绝对没有人在自然权利被剥夺之后，愿意继续花钱雇佣没有正义的司法机关让这种无耻的剥夺合法化。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交出去的钱是怎么花的，花在哪里，花了多少，该不该花，公仆们有义务向人民交代他们的财政支出．有义务公开私人的收入里有没有贪污的财产、受贿的财物，他们有义务告诉人民自己生产的公共物品不是假冒伪劣“商品”，有义务制造公共福利而不是公共祸害。税法意识不仅仅强调公民应该纳悦，更强调检验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在没有这个前提的情况下，强调公民的纳税意识是不公平的，这种强调本身就缺乏正当性！

为成为公民而奋斗

   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曾经说过：“最可怕的莫过于无知而行动。”当我们朝着公民社会迈进的同时，重要的不仅仅是将公民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理念向整个社会传播，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每个人身体力行地努力去做合格的公民。

   公民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要使得这个社会成为公民社会，仅有空想不够，仅有学者的文章也不够，而必须要有理性的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需要泯灭情感．这种行动也许充满感情，但不能是狂热的一一没有激情的理性是死亡，没有理性的激情是疯狂。当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应当切切实实地尽自己能力去维护，这种维护也许必须与社会各种邪恶势力斗争，那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人只有在他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也只有这时的人才是一个公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就是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使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寻求法律保障自己的可能性，否则不敢行动是懦夫；血气方刚地胡作非为则是癫狂。只有每一个人的努力和奋斗，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进步。

时政评论

站在时代的高度和中国的根本利益上处理台湾问题

赵诚

台湾问题的症结

   台湾与大陆的社会差距、不同经历、现实状况、认识差跟使双方尚未找到一种和平解决两岸关系的途径。

   1．今天的台湾与大陆现实的社会差距

   ①经济上台湾50多年以世界大市场为背景，无论在经济体制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上已进入或接近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已远远超过中国大陆。

   ②政治上从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县级直选，80年代后期开放言禁和党禁，1992年后已进入宪政运作。经过两次全民直选和政党轮替，台湾人民已享有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而大陆事实上还处在“训政”水平。

   ③台湾的人权状况努力向世界水平看齐。大陆在人权保障方面，这十几年更多地强调生存

权、“发展权”，对公民人权的强调和落实有片面性。

   2．台湾同胞的特殊历史经历

   ①甲午一役，中国败于日本，台湾同胞成了祖国落后和祖国战败的另一类承担者，其精神和情感经历是大陆人民不好体验的。台湾同胞最初对祖国割让他fl'1非常痛心，对日本的统治是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的。但台湾人民终归没有占领方强大，久而久之，随着代际的转换，第二代台湾人也逐渐接受了是“日本人”的现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台湾同胞作为“日本人”参加了战争，其中有些人还对自己的祖国进行了战争。

②二战后中国取得了战胜国大国地位，台湾回归中国．台湾同胞再次面临一次角色的换位，其中的尴尬和情感的复杂辛酸是大陆人民难以体会到的。这时台湾人民与祖国已有了50年的分离，其中也添了不少隔膜。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首先需要在台湾推行国语，当时的多数台湾人不会使用祖国的标准语言。这多少说明当时台湾同胞面临角色换位时的处境。

    ③国民党接受台湾后，1947年2月28日，

政府军人与台湾当地同胞发生冲突，激发了台湾同胞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军事手段血腥镇压了台湾人民的要求，也为台湾岛内的官民和族群关系留下隔阂。国民党在台湾执政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要害职务上不用台湾本地人，也给台湾同胞以感情的挫折。国民党当局在“美丽岛事件”上，对以台湾本省人为主的争取民主行动的打压，也强化了台湾同胞中本省人与所谓“外省人”政府的情结。

   ④这些独特的经历正是台独主张者动员岛内部分台湾同胞进行台独的感情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打导弹和不断升级的武力威慑，也有进一步伤害两岸同胞的兄弟情感的一面，为台独主张者增大感情向心力。

   3．现实的状况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有效管辖过台

湾，台湾在1949年10月l日前就存在昔一个中华民国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政权在相当长时间内曾代表全中国在联合国活动，现今仍与少数国家保有邦交。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在1992年以后，已放弃了代表全中国的理念，同时，从国民党一党垄断执政进入到政党轮替的民主宪政体制。这就是脱离了国共内战的格局，以何种方式和平统一已不由某一党说了算，必须在台湾得到民意的认可。

   ②缺乏弹性的“一国两制”难以应对今日之两岸统一问题。70年代后中国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时，台湾还是国民党独掌政权，台湾尚未进入宪政时代，虽然“一国两制”核心是一个中央一个地方，当然台湾方面未必认可，但这时还有一个“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之说，谈判时两党还是对等的。今天台湾一个政党说了算的时代已结束，在一个中央一个地方不对等的状态谈统一，台湾同胞未必接受这种方式。其次，提出“一国两制”模式，已定死了一个中央，一个地方，这就是大陆开价，台湾接受，至多台湾领导人在现架构的中央任一副职，如台湾同胞不接受这一方案，则无回旋余地。“一国两制”中，中央的构架设计应有弹性。审时度势地提出务实的对策，比抱着“祖宗家法不能动”的态度，可能更有助于两岸寻求和平解决分歧的途径。

    实际上，1992年李登辉提出“一国两府”时，  其尚未从“一国”走向“两国说”，但大陆一口否  定了“一国两府”说（一国两府的核心是分裂分治  的中国，两岸对等的政府），不容讨论。既然要和  谈，当然就得讨价还价，显然，当时应对其“一国  两府说”缺乏灵活性，也没有给对方留有讨论余地，  对台湾同胞的情感也缺乏尊重，实际上这反倒帮了  台独力量的发展。

    今天，台湾岛内的台独力量，比起1992年的形  势有了更大的发展，要消解这种发展，只能在两岸  间建立双方都可接受的模式，一步一步地往“合”  走，而不是一步步地推向“分”。从“一国两制”到  “联邦”、“邦联”方案，都是可以考虑的步骤。

     ③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中美关系和美国对  台政策。从美国来看：除了历史原因和美国国内  政治的因素外，台湾是美国全球战略上中国文化  背景的一个民主样板。美国希望其不受中国大陆  武力打击，有其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战  略动因。至于台湾的军事价值，从今天的技术上说，对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特别是所谓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已无特别意义。但美国反对武力攻台，给台独者莫种错觉。

   在现阶段，改善中美关系对制约台独主张者有明显的作用。中美关系还有很多可发展空间。但在这这方面作为不够。

   ④大陆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国家决策层理性处理台湾问题造成压力。台湾民众既怕战争也对与大陆的社会制度和真的统一后社会发展方向』自存疑虑，台独主张者藉此造势。双方的民间的态度，也对双方领导层形成影响，形成多方互动影响决策．

站在时代的高度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享受人类现代文明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如承认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承认民主自由政体、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基本人权（包括社会保障）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和基本内涵，承认一个繁荣、和平、大同的世界是莫定在此基础之上。那么，中国的政治家就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现代理念和智慧来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1．缩小两岸的政治差距，是和平统一的内外政治基础

    2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对两岸和中外的经济联系，都起了积极作用。在世界上明显增加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如向民主化方向努力，增进两岸信息的交流，不但对缩小两岸的政治差跪有积极作用，而且会更加增强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客观上将进一步消解以台独为思路的解决两岸关系的台湾岛内外政治基础。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谈到国家统一的时候，对中外记者团说过“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墓础之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这些话，对今天的两岸关系仍有现实  意义。

    2．多做增进同胞亲情的事，少做伤害同胞情感的武力威摄

   增进两岸的交流，不仅局限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作为同胞，更应对这五十年和前五十年两岸人民之间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情感世界彼此多进行沟通。减少彼此隔膜和台湾人民对大陆的恐惧。

    武力虽有威慑，但在大陆与台湾不同政治文化背景条件下，确实也给台独主张者提供了向心力。台湾民众对“台独”和“统一”虽态度不同，但一般来说，武力威慑，有利于台独主张者做文章。顺着“江八条”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思路，不要再为台独主张者增加感情基础，理解并尊重台湾同胞的独特精神和情感上的经历，多做些增进感情的事，比伤害情感的武力威慑要更有利于两岸的靠近。对台独主张者也应采用说理的方法，而不应动辄诉诸道德情感的批判，甚至不尊重人格的谩骂。从本是同根生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独特经历同胞中的另类激愤思考者，统一主张者应具有更宽阔的胸怀，更多的理解，与他们说理，让他们真正感到同胞的情

义。

   3．跳出传统政治的王者心态处理两岸关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约有一半的时间处在大一统，一半的时间处在分裂状态，每次从合到分和从分到合都是武力征伐，生灵涂炭，哪朝哪代，不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一切都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观下进行的。这是家天下皇权的排他性、专断性和不可分割性决定的。只要有力量，皇帝对不臣服的地区，不管那里的社会是否繁荣安定，都是要不顾人民死活地征伐的。只因是“王土”,“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奸睡！”但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应体现民主与共和精神，应以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尊重和全中国人民福扯为最高原贝11。从这个理念出发，负责任的政治家应在两岸民意基础上，探讨一种共建我们自己家园的国家统一之道。

   数千年中国内战史不绝书。希望在21世纪中国人再也不打内战，跳出传统的武力征讨、生灵涂炭的国家统一模式，走出一条跟上时代文明的统一之路。

   4．充分运用各种和平手段应对台湾宜布独立

   台湾独立与否不取决于台湾方面宣布什么。从1992年李登辉宜布“中华民国”已不代表全中国，1996年后台湾当局提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以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基于台湾当局的认同，而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一国”的主张在国际上得到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发达国家的承认，并为所有邦交国接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中国采取的各种外交手段，强化了这一现实。事实上台湾地区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并“自为国家”，是50多年来的现实。台湾当局是否宣布独立，并不能改变这种情况。即使台湾当局宜布独立，如果国际社会不予承认，其宣布也无实际意义。如果中国顺应时代潮流完成社会转型，理顺各种关系，中国将日益强大，国际上更不会承认台湾独立，台湾最终得与大陆坐到谈判桌上讨论如何统一。因此，用活、用好、用足各种和平手段，走出“只要台湾宣布独立就武力解决”的思维定式。不要被动地跟着台独主张者的言行疲于应付。

   5．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是两岸统一的另一关键

   ①在历史上，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算友好的。从未侵占过一寸中国领土，也未主动对中国发动过战争。在1900年庚子之变后，主张保全中国，中国避免了被分割的危险，后率先主动退还庚子赔款中多余的部分，设立留学基金，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和人才培养起了积极作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实际上是帮助中国制约了日本对中国侵害，同情中国外交官收回主权的努力。去年《颜惠庆自传》的国内版，与《顾维均回忆录》均可互为印证。9·18事变后，美国对日本对东三省的侵占“不承认”，对中国进行了外交、道义和物资、金融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友好和同情的，对危难中的中国提供了外交、资金、物资和军火的支持。在太平洋战争前，19引年3月《军火祖借法案》刚通过，就给中国提供了急需的战略物资。整个抗战期间，美国援华物资对中国的战场贡献是巨大的。据美方统计，战时，美方共支援中国约8 .45亿美元，除加oo万元需归还外，其余都是无偿援助。二战中，是在英国和苏联都不太情愿的情况下，美国力主战后中国名列世界四强之一，在联合国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41年4月巧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支援中国抗战，秘密签署行政命令，批准了美国志愿空军一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来华参战。这是美国

参战前，政府批准的唯一的一支在国外作战部

队，后改编为美驻华对日作战空军。在中国战场和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鸵峰运输线上，美国援华空军共牺牲了2197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爱萍将军语）。1 944年9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撰文《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美国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美国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对日经济制裁和不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领土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的直接原因。抗日战争中，中美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了友谊，这是历史真相。现在中国政府去美国办飞虎队展览，宣扬“中美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国务院新闻办赵启正主任语），在中国则从未向新一代国民普及这段历史真目．

   至于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军交手，对中国和美国也都不是好事。正如温家宝  总理所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而斗对  中国的伤害比对美国更大。从中美关系史看，中  美关系好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总是受益。

    ②人权、自由、民主本来是共产主义创始  人的追求目标。只是他们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  掌控政治权力的集团，无诚意把民主自由实施给  工人阶级，因称其有虚伪性。1949年前，中共反  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曾高举争人权、争民主、争自  由的大旗。但50多年来，中共僵化地批判资产阶  级的自由民主虚伪，后变成了批判和拒绝民主自  由。美国立国的“独立宣言”是被奉行世界主义的  马克思高度赞扬，并称其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  权宣言。20世纪40年代也为中共赞扬。在这一宜  言中贯穿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正是美国的立国精  神。但是多年来，出于种种原因，中国一直对美国  的自由民主价值观采取敌视态度。在国内宜传上，  对美国有相当的片面性。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美  国儿乎被宣传成了国际恶霸，而世界上主流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倒是愿意与美国结盟，尽管  他们对美国的一些政策并不完全赞同．在今天这  样一个人类彼此高度依存的全球文明状态中，如  美国和各大国不承担维护国际基本秩序、维持人  类伦理底线的活动，类似非洲卢旺达、波黑的斯雷  布雷尼察大屠杀、东帝改屠杀和印尼排华事件的  制造者们将肆无忌惮。类似索马里的武装人道救  援谁来出面？国内的仇美宣传，把中国对美外交  的成就，大打了折扣。国内的仇美悄绪，致使在9.  11事件爆发时连大学校园里都一片叫好，学界也  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后果。这  与中国政府对9·11事件上的态度有巨大差距。这  既不利于国民理解中国调整对美关系的必要，也  不利于中国溶入主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全面现  代化更没有什么好处。这样下去，再加上不理性、  情绪化的民族主义，中国是否将步上当年日本的  后尘？在初始工业化后，仇美、反美，极端民族主  义膨胀，崇尚军国主义？

     ③改善对美关系，“制独促统”中国大陆本来  还有更多的外交手段可运用。比如，中国参与阿富  汗反恐战争，这肯定有利干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  义如，在伊拉克战后，积极与美在各方面展开合作．  甚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考虑派出维和部队，这一  定会使中国获得从其他机会中无法获得的巨大利  益。还会使中国的各种分离力量在国际上影响力大  大降低，这些选择肯定能更加拉近中美在反对台独上的立场。但在当前部分官方媒体有意无意的仇美  宜传下，中国领导人能做派兵的决定吗？

     ④美国承认与中国建交的对台“三原则”。但美国主张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说这符合美国和益。但祖国的和平统一，更符合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和平统一应是中国政府坚定的基本国策。如果中国向“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民主方向努力，并有具体的步骤，消解宜传上对美国的敌意，中美关系就会比现在要好的多、牢固的多。台湾样板也将在美全球战略上失去特别意义。全面理顺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将迎刃而解。

       6．和平统一台湾与中国的和平崛起两岸和平统一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反之，损害中国崛起的和平形象。世界已经感到中国在崛起，中国应当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继续向市场经济发展，保持高速增长的势世界感觉到：崛起的中国，不是一个对世界构成不岸和平，只要中国稳定因素的大国，而是一个正在对人类道义和世界和平承担了更多国际义务的大国，一个能为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大国。中国现在已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参加者和受益者，中国理应成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维护者。这才是世界看得见的，有内容、可信赖的和平崛起，而不是仅仅安抚邻人之心的和平宜传。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完成民主转型、维护两头，努力向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转型，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不会趁中国转型之际，支持台湾独立，相反倒会制约台湾独立，最终促成祖国的和平统一。

    总之，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和中国的根本利益上，求真务实，想方设法在两岸关系上促进良性互动，走上和平同意共建中国之路。

为中国计，一管之间，求教于各方。

    编者按：粥《南方周末》报道，5月1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进行处理。不去探讨铁本公司本身存在的问题，而只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有点质疑。

“铁本”掰不过铁腕

邹啸鸣

    好久不看电视新闻了．因为那些新闻没有什么新意，不吸引人。那天正好在家喝酒，无聊间看了一段新闻，感觉把有意思，那就是“铁本事件”。从新闻播音员的满脸阶级斗争的表情和语调，就知道这段新闻一定属于“旧闻”――铁腕胜利了。

   铁本案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复杂，刚处理完，就引来了“嘘”声一片。奇了怪了，政府此举完全是为了压制通货膨胀啊，完全是清理游戏规则啊，都是为大家好啊。为什么大家反而不买帐呢？我看很简单：如果市场经济如此容易通过考试，那么我们早就毕业了。

用错了逻辑？

    据说政府此举是为了抑制已经露出了苗头的通货膨胀。我们对88年和94年的通货膨胀都记忆犹新，没有谁喜欢通货膨胀。问题在于：假如铁本公司没有得到如此最高级别的“叫停”，那么它的产出将非常有效地打击钢铁价格的上升势头。它的投资也将可以在短期内得到回报。与此同时，铁本公司将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它的产出非常符合市场需求。现在铁本公司的投资被紧急叫停，这个行政行为用的方式是“釜底抽薪”，既不允许增加钢铁的产量，用很简单的逻辑即可预见：这个行政措施将有力地促进钢铁价格的进一步上升。

   如果真的希望打击“投资过热”，那么应该打击的是对钢铁的需求旺盛。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中央政府领唱，‘地方政府合唱的GDP交响曲。此曲正达高潮，对钢材的需求自然旺盛，钢材供不应求，价格自然飚升，那边却釜底抽薪，不准许钢材供应增加，人为加大供需紧张缺口，这个逻辑让人搞不懂。当然那些现有的钢铁公司将成为这个政策的受惠者。难道中央政府有意和他们站在一边？

打错了屁股？

    此次案件，处理了大批的“涉案人员”,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官员、地方银行官员和私企老板。在我看来，由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打这些人的屁股有些怪怪的感觉。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他们的行政出了错，由国务院打屁股还情有可原。但是私企老板出了错，不应该由国务院打屁股。

    资本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当然此次案件比较复杂，涉及到私营企业老板承担了自己无力承担的风险问题，也就是3亿的资本承担103亿的债务问题。但是，这样的错误并不应由私企老板承担．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私企老板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达到如此危险的负债规模的。

    我并不认为私企老板没有错。他的错当然是显然的：违反了基本的游戏规则，通过“行贿”的方式获得了超级贷款。但这是逼出来的，被广泛存在的“潜规则”逼出来的。总的错不在他，错在潜规贝l！。即便他应该受到惩罚，也绝不是由国务院等行政机构下命令来处罚的，而是由执法机关根据法律来处罚。这就牵涉到了下一个问题：拿错了板子，暂存不表．

    他的发展的眼光不但不值得处罚．而且值得肯定，值得充分地肯定。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欠”的就是企业家的发展的眼光和发展的动力以及魄力。这种眼光、动力以及魄力应该得到保护。我们招商引资“招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眼光、动力和魄力。没有人具备足够的知识，以至于能够区分哪些眼光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这种价值判断其实应该是由竟争和盈亏等市场经济自身来下结论。

   在我看来，真正应该打屁股的是中央政府所领唱的GDP交响曲，这个交响曲让全中国都变成了一个建筑工地，到处热火朝天。现在却打到跟着小心哼哼的私营企业身上，以后还让人家哼不哼？

拿错了板子？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了本界政府的一句口头禅．问题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要打板子没有错，但是千万不能拿错了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