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
从市场转型到宪政转型
张剑荆
“历史三峡”
历史学家唐德刚有“历史三峡”一说。他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也要历时200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一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晚清七十年》）
这是一个颇有眼光的判断。他把这第二次转型称为“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也是准确的。确实，绵延200多年的大转型，其实质乃是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型。
据此，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这次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帝国转型时期，最后的结果是国家在帝国解体后陷于军阀混战的大崩溃状态，这一阶段持续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成立。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对应事件是1929年西方世界经济的大崩溃。世界进入到一个强国危机和两极世界开始形成的时期。这一阶段历时90年。
第二阶段，从1930年开始到冷战的结束，即1991年。这是国家主义转型时期。民族国家的建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在这60余年间，中国一直处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模式冲突之下，即先是德国、后是苏联模式与英美模式的冲突和争夺。在这一时期的后期，中国开始了更加积极的而且主要是和平的探索。中国的改革探索终于做出“同世界接轨”的选择。中国的选择对于终结冷战，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阶段，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从1992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将一直持续到中国建立起来稳定的、普世的宪政体制为止。稳定、富强、民主和自由的中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这一时期将持续到21世纪中叶以后，大致需要花费60年以上的时间。
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俄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中国的转型是多重转型的结合体。它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所有的问题，几平都纠缠在一起。
市场化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
如果要概括这些转型，那么可以这样说，其间的关键便是宪政转型．
世界银行描述的转型过程，包括两个方面，即所谓的工业化转型和市场化转型。这是对于中国转型的权威描述。就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而言，这种影响广泛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市场转型论”。在中国学者的思想中，市场转型论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总是认为，市场化能够自动地消除政府权力，推动着政府权力去顺应市场化的内在需求。中国25年的转型证明了，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事实是：官员的权力和特权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随着市场的扩张，产生了新的经济角色．从而出现了新的权力形式，新的权力形式使干部保持甚或扩大了他们的利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那些干部进入新的经济实力集团。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假定，市场经济是特征明显的一种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完全形态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转变。在中国经历了25年的转型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常识却是错误的：转型确实在发生，我们的目标也确切地被界定为是市场经济，可是，正如我们曾经建设过社会主义一样，我们正在抵达的地方是市场经济吗？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最终到达的可能并不是我们宣称的那个地方，正如哥伦布本来是要去印度，结果却到了南美洲，并把南美洲误认为是印度一样？
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改革中得到的教训就是：概念化的市场化转型，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约束作用，也就是说，目标对于结果，并无约束作用。
因此，要成功实现向市场的转型，就需要比世界银行的描述更多的东西，需要比市场转型更多的东西。比市场更重要的东西，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是民主化和法治结合的宪政建设。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中国改革的描述。经济学家把这种形式的改革称为“渐进主义”。根据这种改革战略，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通过渐进的办法，最后总能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宪政秩序会自动浮现。萨克斯等人批评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前者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后者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使下列安排制度化了：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他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
双轨制条件下的市场化转型，并没有削弱国家权力，国家配置资源的权力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被取代，但是，国家权力本身仍然是最重要的资源，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变成了市场对权力的追逐和肆无忌惮的收买。
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之初，人们对于腐败尚抱有十分宽容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腐败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用不了多久，市场经济就会建立起来。而腐败则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但是，根据宪政转型的历史经验，基于两个原因，腐败不是达至宪政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第一基干腐败的不成文合同不容易执行，因为对于出卖政府官员控制权的收益权没有合法的界定，第二，对腐败的容忍将产生创造政府官员更多控制权的“激励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进程显示，贪官是没有被喂饱的时候的。人们用前赴后继来形容贪官们的腐败。
中国转型的实质是宪政转型
只有通过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替换，才可能使中国的转型走上正途。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中“依法治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法治的市场经济。但是，宪政的问题仍然未能进入议事日程。只有法治显然还不是宪政。因为，法治固然也能对权力形成制约，但是，法治如果没有民主作前提，法就有可能是个别利益集团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恶法。正如法学教授江平所言：“从市场经济到法治社会必须经由民主政治钓环节，即市场经济中所形成的各种利益诉求并不会泊动而是要首先转化为某种政治力量时才能在法律中得到反映。中国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媒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是法治经济，这样的市场经济也是难以成功的。”
这里触及到了中国转型的实质。这一转型，就其根本，是宪政转型。如果没有宪政转型的顺利进行，市场转型将不可能最终成功。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国政府的转型
张维迎
首先我们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好比我们在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可能就是中国的经济，但是我很少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学者在这个会议上出现。我们走到全世界看到中国制造产品到处都是，但是很少有来自中国品牌的产品，中国企业制造的产品。最近，我们又看到有关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是热门话题，如果我们到全世界看一下，看一些新闻报纸，看一些电台电视，我们看到人民币和外币的排价，究竟人民币是重要还是不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面，中国的经济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我想我们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崛起至少应该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层中国经济的崛起，第二层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崛起，第三层是中国文化的崛起。就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崛起远远快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中国企业家的崛起又远远快于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崛起。在未来像刚才胡祖六先生展望的在205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经济，如果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没有地位，我想我们仍然不能认为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屹立在世界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文化的崛起需要漫漫的、遥远的道路要走。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100多年里，我们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干了很多事情，毁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面临的好多困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我们现在要恢复重振中华文化，所以有很多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问题。
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崛起远远快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与政府行为有关。应该说我们现在制造业出口的500/0产品都是外国的企业在帮我们出口，中国的企业家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像印度这样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企业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比我们高的这样一种状态，中国还很难说出来，有哪些企业、哪些企业家在国际上拥有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另外中国的经济不受到普遍的好评。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站在中国经济的制高点，我们国有企业仍然站在制高点，但是它站在制高点上不断往下衰落。为什么形成这种状态？我想它是与我们政府的行为、政府运转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简要地说一下，在我看来中国政府的转型、转轨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我归结为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们的政府怎么能够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转变到一个有限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仍然管的太多，过去几年里面，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精简行政审批，我们仔细看一下，好多行政审批在另外机制下又得到了保持，而一些政府部门所谓减少审批数量，而真正含金量的审批并没有放弃。
第二个方面，我们如何从一个离线的政府转变到一个在线的政府，这个要求助于我们现在的网络技术。我这次去诺贝尔周的时候参加了思科公共管理论坛的高层峰会，这个会上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各国政府都在加强电子政务，提高政府的效率，提高政府的质量，我们中国电子政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世界上不少国家政府已经在电子政务的第三、第四阶段．真正提供服务，而中国大部分政府仍然还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怎么把信息放到网上，怎么把政府的文件，政府领导人的活动、领导人的讲话放到网上，而很少这样为老百姓服务。
第三个方面，政府怎么从一个地区性的垄断者转向一个全球性的竟争者。在长期的封闭的经济当中，我们看到政府只是作为一个垄断者，因为没有人跟他竟争。现在全球化，而我们政府面临一个很大的观念转变，不再是一个垄断者，因为人才在流动，资本在流动，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也是许多竞争者之一，有美国政府的竟争，跟英国政府的竟争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政府真正把心态调整过来，真正从一个竟争力的角度怎么提高政府的竞争力、政府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第四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政府如何从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转变成为一个游戏规贝11的执行者。在过去，我们政府只是制定规则，我们并不习惯干遵守规则。现在在全球化进程下，政府不仅仅是制定规则，更重要是遵守规则。我们看一下最简单的事例，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最不遵守规则恰恰是制定规则的部门，我们看到交通规则，我们知道大街上真正违反交通规贝l］的是什么部门，就是警察，就是警务车，还有政府部门的车。那么，目前我们政府脑子里想的不一定都是为老百姓的，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法治的国家，大部分规则是为政府制定的，是如何防止政府滥用职权。我在不同场合曾经讲过，包括为什么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其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从效率的角度、公平的角度都是不对的，我们之所以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为了限制执法者滥用权利。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我们应该最好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措施，好比这个人身体好，可能需要打四十板，身体不好就打二十板，如果都打四十板，身体不好的可能打死了，身体好的还没有事，这就不公平。本来应该打四十板子的，如果给他贿赂一下他可能是打二十板或者不打，说他身体不好，这样就会引起一大堆的法律滥用职权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五个方面，政府如何从社会的控制者转变成一个社会的服务提供者。在这里面我妥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关信息的问题，政府好多部门拥有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为社会服务的，应该无偿地或者适当地收费提供给企业，提供给研究人员，提供给老百姓。但是我们好多的政府部门把这些信息垄断起来，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信息就是权利，他垄断了信息就是垄断了权利，他不愿意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企业，提供给老百姓。所以，我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六，如何使我们的政府从一个自我中心的政府转变为客户导向的政府，政府应该把老百姓看作客户。就像企业把客户看作上帝一样，以客户为导向，以老百姓需要为导向的这样一个政府，在政府内部就不能够说干什么事情你说政府怎么方便，而应该说老百姓怎么方便。我们应该在政府管理当中引入CRM就是客户关系管理，包括看一下政府的网站的设计，是不是真正按照客户导向，好比在国外，现在好多政府一进来以后是投资者，你是本地市民你就进入本地市民，你是旅游者你就进人旅游者，根据客户不同的特点，然后一步一步引导，你需要什么服务他提供给你，而我们所有网站都不是这样，这是计委、这是人事局，这些都不恰当的。我们国家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正在发生着一些根本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好多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税收制度的变化，在过去我们知道政府是不收税的，政府从国有企业拿到利润，然后给我们发工资，所以我们在脑子里面的一个概念，我们拿到每一分钱都是政府支付给我们的，所以每次涨工资，我们都要表示我们感激之情。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政府开始征税，尽管我们有一些人不太习惯政府征税，也不一定喜欢交税，但是政府征税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在改善政府的服务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交钱的时候，当我们交税的时候，每个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就会提高，我们自然就会要求，既然你征我的税，你就应该提供足够好的服务。举一个例子，过去到一个朋友家吃饭，饭菜很糟糕，你不会批评的，你还会说非常谢谢你，你的菜非常的可口、非常好。但是如果去一个饭馆吃饭的话，如果饭菜不好，你会抱怨，这个饭菜太糟糕了，这就是过去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与现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差异。过去我们看起来政府在请吃饭，实际上是拿我们的钱请我们吃饭，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还要谢谢。所以政府怎么做好老百姓的服务，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的话，我想社会民众就会有好多不满。
如果真正做好这六个方面的，我想中国经济就会有一个发展，中国就会真正崛起世界级的企业，真正崛起世界级的企业家。
公民教育
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丛日云
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互动
公民文化就是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 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 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一般人都认识到，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地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不仅源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孕生于现代化社会的诸种条件和氛围，还由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锻造和再生产出来。
民主文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工业化、城市化、人均收入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扩大等）的自然产物，也就是说，并不是社会发展的诸条件具备后，民主就会自然到来，公民文化就会自然成熟。一个社会较高的现代化水平构成民主的重要前提，但不是充分必要的前提。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公民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无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多高，民主文化的成熟必须经历自己必经的诸阶段。
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历史告诉我们，成熟的公民文化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前提，而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的民主生活经历却构成民主文化成熟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在没有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民主制度，但没有民主制度下的经历，公民文化不会真正成熟。一个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有某种初级形态的民主文化相伴随，所谓初级形态表现在民主意识和态度主要分布在部分公民中并处于较为浅表、局部和粗糙的状态。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经历、生活、经常性的行为和所受到的教育，使公民学得民主的规范和政治游戏规则，接受民主的信念，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并将民主制度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而使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而民主文化的发育和成熟，又巩固和推动着民主制度。所以，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并非时间序列上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相得益彰。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公民文化的摇篮
考察世界范围的民主历史，我们会发现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互动的三种轨迹：第一种是两者同步发展，相互推动。有限人群的初步的公民意识和态度的出现，推动了某种程度（或限度）的民主的建立，而在有限的民主制度下生活的经历，又培育了更成熟和更大范围的公民意识和态度，它反过来又推动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在英美、北欧和部分英国移民国家，民主属于原生型的。这类国家的民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民主制度与民主文化大体上同步发展、扩张和走向成熟。典型的过程是：民众中先有部分人产生了民主意识，他们争得了有限的民主。在有限的民主制度下，一方面在享受民主权利的社会集团内部公民文化逐步发育成熟，另一方面在民主结构和享受民主权利的集团政治行为的影响下，促使没有公民权利或没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社会集团也产生了民主意识，他们继而又争得了更大范围的民主。亨廷顿曾指出，在欧洲，参政权的扩大意味着将选举某一机构的权利逐步扩大到社会所有各阶级，在美国，则意味着社会中一个阶级的选举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政府机构。
享廷顿的说法并不全面。诚然，在英国，参政权的扩大主要呈垂直方向发展，即随着财产资格不断放宽直到完全取消，参政权由少数富人扩展到最穷的阶层，最后到达社会地位最低的妇女。但即使在美国，也存在着参政权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的漫长过程。民主制度建立初期，主要是有一定财产资格的白种男人获得了选举权，而后贫穷的男性白人，继而是黑人，最后是妇女获得选举权，到这时民主才成为全民性的。在基本民主的框架内公民权利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民文化扩张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英国用了二百多年，美国用了一百多年。
在那些后发型民主国家，由于民主文化的土壤瘠薄，民主资源先天匡乏，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不是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在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强大影响和本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首先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出现了公民意识。他们受到急于现代化的心理的驱动，以及民主化潮流的裹挟，领导和影响他们的国家在民主文化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不经过循序渐进的若干阶段，就直接建立起完整形态的民主制度。这样就会出现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超前于公民参与的愿望和能力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互动关系呈现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果这种民主制度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借助于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教育功能，公民意识得到滋养而不断发育成熟。
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对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适应，最终形成民主的习惯。到这时，民主就由外塑的转变成内生的：由人为的变成自然的．由外在的权力建制内化为公民的气质性格。至此，公民文化便发育成熟，而民主制度也真正确立了根基。
德国在笔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英等国家的管制下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初建时，一般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并不高。1953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0％的人认为民主是德国最好的政体。当问及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好时，45％的人选择1914年前的帝国．420/0的人选择第三帝国，7./.的人选择魏玛共和国，只有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
直到1972年，支持民主的人才达到90%,“对民主的支持以及与民主相伴随的信任感和公民能力的缓慢发展．足足用了20多年的时光”。
而情况相似的日本比德国还要慢一些。印度也符合这个模式。建国初期，印度的选民被认为教育水平低下、不开化、地方狭隘性、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由于通迅的落后和种姓制度而四分五裂。他们依附或追随有权势、有教养和有较好社会联系的人，而不是自主的行为者。但经过30年民主制度的教育后，印度的选民已经有了巨大变化。对1967年选举的研究表明，选民已经成熟了。他们了解广泛的事务并有自己的观点，对政府的表现持批评态度．要求政府成为负责任的政府。民主在较低的支持率下运行，在多数公民不认同民主价值或缺乏政治参与能力的情况下勉强维持，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只要民主制度能够维持下来，在其存续期间，民主的文化终于会形成。
这充分显示了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超前于民主文化发展而建立的民主制度被颠覆或废弃，权威主义政权卷土重来，民主化进程因而遭受挫折，但民主的经历仍然发挥了它公民教育的功能，给公民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它的印记。根据S·H·亨廷顿的说法，世界性的民主化过程经历了三次“浪潮”和二次“回潮”，每次浪潮中都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继之而来的回潮则使其中一些国家退回到权威主义的轨道。但当代世界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证明，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更容易些。
他指出：“在1974年到1990年间实现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民主的经历”。而“在1974年实行权威主义体制，到1990年又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大多数都没有民主的经历。”他甚至说，“在1974年要预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是否会转向民主，最好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过民主的政府。”这就是说，有过一次失败的民主经历，就是实现民主化的最好条件。失败的民主经历是一场演习和一次实验，在失败中孕育着最终的成功，为最终的成功作了准备。
如果因为民主的失败而摒弃民主的试验，或仅因为民主出现的某种混乱无序而放弃民主，就永远不会有民主，因为公民必须在民主制度下学习民主。为了民主的目标，这种混乱是必须经历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从1989年起，民主化浪潮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些没有民主经历的国家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事实表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要艰难得多，其民主制度往往也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民主。这些国家的公民需要在陌生的民主制度下学习民主，逐渐习惯民主，补上民主教育的课。
上述三种类型都表明，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是培育公民文化的摇篮。根据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理解，民主文化是在公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民主制度，是公民对民主制度的态度。
他们把“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称为一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是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不易接受和掌握的。
一个社会仅仅从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难，但是要将民主价值结合进公民的人格系统，仅仅有对想象中的民主的欲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在实际民主制度下的体验和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认同，公民仅仅在理性层面上认识民主只会带来民主的运动，但是要真正建立和健康地运作民主，还要将民主转化为公民内在的情感、态度、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实现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化。这是一个民主价值不断内化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的彻底完成，仅靠理性的手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够的，社会一般发展水平的提高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它主要靠由民主制度提供和保障的民主生活方式的长期熏染和浸润。民主制度就是公民以独立的人格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过程的制度。
它将公民参与合法化、组织化、规范化，为其提供制度的架构。
通过政治参与．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在得知和开始重视他人的要求时，升华自己的公民道德。民主行为的制度化，逐渐使公民形成民主的习惯，学会如何和平合法地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尊重他人的欲求，同时学会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达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在民主的竞争中，公民逐渐习惯以理性的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掌握讨价还价和处理复杂关系的技巧。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民主制度的存续期间，会出现自然的代际更替。在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自然更倾向干民主。前述德、日、印三个国家公民文化的成熟都是用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在民主制度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进入了政治舞台。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民主制度下，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不是陌生的，而是自然的和正常的。前代人付出沉重代价勉强维持的民主一旦传递给后代，就能够巩固下来。
非国家形态与非政治形态民主的公民教育功能
研究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学者都非常强调家庭和学校的公民教育功能。家庭内部的平等关系、学校（包括幼儿园）中的民主生活、个性自由发展的氛围等，都成为培养理想公民的摇篮。中国古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家庭或家族结构是君主制度的根脉所系，所以要培养出合格的臣民，需要培养出合格的孝子。在家尽孝者，在国就会成为忠臣。甚至有过一个历史时期，统治者直接以‘举孝廉”的方式选拔官员。
可以说，中国古人在从“孝”道人手培养适应父家长式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威主义人格方面是成功的。在当代社会，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也应该从改变家庭和学校的结构并改善其教育方式入手。
不过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是介于家庭学校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广大领域，包括人们常提到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即公民各类自主性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基层或地方自治机构。在这里，可以存在两种类型的民主：一类是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一类是非政治形态的民主。这两类民主对公民教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主的精髓是公民的自治。但现代国家规模都比较庞大，公民们不会突然在某一天就能够具备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能力。他们首先需要在各种小规模的自治组织和初级的政府机构中学会自治，然后才有资格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先在小规模的自治团体中形成平等一员的感觉，然后将这种感觉投射到更大规模的团体以至国家五他们在非国家的或准国家的团体或机构中养成的自尊，当他们面对国家时也要着意维护和表现出来。所以，参与地方自治和各种自主性社团，被一些政治学家视为公民的normalschoof（标准的学校）。
在西方，原生型的民主·般都是自下而上逐级构建的。
英国被认为是公民文化的发祥地，它的公民文化就起源于公民的自治经历。阿尔蒙德引证布罗根的研究说：“英国前民主时代的政府控制从来没有发展得那样完全、那样彻底地排除首创精神”。
“即使在英国人作为‘臣民’的世纪里，那里也存在着广泛的自治权，人们有组织社团和实行有限自治的自山”。这使英国在臣民文化的．总的氛围中，存留和成长着参与型公民文化因素。这些涓涓细流不断汇聚壮大最终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取向。英国民主文化之所以能够顺利发育成长，不可逆转．就在于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深深植根于强大的民间社会。
美国民主以“草根民主”着称，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建构。它由最初新英格兰地区作为自治团体的移民点的民主逐级向上推移，经由乡镇、县、州，最后到联邦政府。权力重心自下而上推移，上一级享受的是下一级的剩余权力，也是下一级委托的权力，而上一级政府建制贝11复制了下一级的民主制度。，宪法作为自治团体的基本规章，最初也起源于自治团体的公约。各州宪法是最初移民团体粗糙简易的公约（如“五月花号公约”）的复制，而联邦宪法又复制了各州的宪法。
联邦一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都是公民们在更小的政治共同体内熟悉和习惯了的。与英美相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对培育民主文化有极为不利的一面。它的一端是个人和家庭，另一端是邦国和天下，在家与国之间缺失一个重大环节，即西方那种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民间社会，更不存在基层政权的民主生活。而这是民主的根落所在，是培育民主文化的基质或温床。
R·希森在分析印度民主化的文化基础时指出，印度的民主在独立前就植下了根基，其中之一是“团体生活发展的模式”，另一个是“解决冲突的模式”。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发达而有序的民间组织体系在通过讨价还价、协商而达成合作的过程中，宽容、妥协的价值被接受。这使政治更像“政治市场”而不是“强制性经济”。而民主政治就是和平竞取权力的市场。公民们在和平竞争中养成对游戏规则的尊重，学会讨价还价和习惯于达成妥协，并在不断的妥协中培育出宽容精神。
所以，要建立民主制度，就要先培发达的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文化。
要先开放基层政权，使公民在基层政权中学会自治。这对干公民没有参与习惯，以消极懦弱为主要倾向的国家尤其重要。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有的国家由于权威主义极端发展，彻底铲除了社会任何自治组织，封闭了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任何渠道，甚至残酷地打击公民参与热情，从而使公民文化的形成极其困难。
而过分的封闭压制有时又反弹出过激的参与要求，过激的参与要求与公民素质（包括精英集团）的低下形成强烈反差，结果使向民主的过渡充满着动荡，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民主的巩固也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些国家，面临着“不民主，百姓苦．民主，百姓苦”的二难窘境。
解开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政治制度环扣的死锁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陷入了一种僵局，我将其称为“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制度环扣的死锁”。人们认为，由干公民素质低下，所以民主条件不成熟，不能建立民主制度，但是由干没有民主制度，又导致公民素质无法提高，甚至还强化着臣民意识。
要打开“公民素质低一不能民主一公民素质低”的死锁，需要从开放公民有限的政治参与开始，然后逐级递升。在历史上，民主的准备有各种形式：非国家层面的民主（如地方自治、社团民主）．非政治形态的民主（如各种民间社团的民主、行业民主、社区民众对社区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设施的管理、法院的陪审团制度）．精英民主（如各种形式的贵族民主、限制公民资格）：民主权利的分级实现（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分离，先获得选举权，后获得被选举权．先开放某些边缘性政治机构，而后再扩大到核心的要害机构．民主机构或民意机构权力的逐渐扩大）等，这些有限的或作政治的民主都起到了培养训练公民的作用，从而为民主在后来的正式出现打下了基础。
这些方式中有一些在当代已经不再被接受，如贵族民主、限制选举资格等，但有的仍然是可以采纳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就能创造出现代式的公民学校。
在西方国家，妇女获得民主权利的经历是和平有序的，它留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大体上，妇女从19世纪起，先获得了法律L、民事上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后才获得选举权。其选举权的获得在一些国家也是逐级递升的：先在乡镇、郡县、州，蛤后到中央政府，先在非政治领域（如选学校董事会、慈善机构管理人员等）或政治中心的外缘，而后到达政治领域。有的国家先授予妇女选举权，而后再授予被选举权。多数国家在妇女获得选举权后丰个世纪，才开始扩大妇女的参政权。考虑到妇女有史以来没有享受过政治权利，19世纪仍没有走出家庭，这种分步走是适宜的。这个分步走的过程也是妇女学习民主，经受民主教育和训练的过程。
所以，要打开权威主义政治文化与权威主义制度环扣的死锁，明智的选择不是因为没有成熟的公民文化而拒绝民主，而是应该创造初级的民主政治架构和公民社会，为民主文化的发育提供适宜的条件。
如果不能为公民文化的发育创造适宜的条件，就会使公民一直处于对公共事务消极怠惰、无知和无能的状态，这反过来又成为延续非民主制度的理由。而一旦由干权威主义体制生命力衰竭而使公民走上前台的时候，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淮备和训练，政治教养水平低下，易采取情绪化行动，行为方式僵硬而缺乏弹性，对政治家和政府充满不信任和敌意，这些都不会带来健康的民主，反而会破坏民主。这两种情况都会使民主化进程陷人僵局，无法解开“权威主义政治一公民素质低下一权威主义政治”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