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常务副县长的开明
虽然一些地方官员对“天村”的到来满是忧虑，还是有两个常务副县长表现出他们的开明，并最终在一方的乡村社会展开了“天村实验”。
第一个常务副县长是梁开金。梁开金，39岁的沙洋县常务副县长，一个从乡村走出的中等师范毕业生，一个从“镇太爷”任上辗转升迁为“县太爷”的基层官员。
“天村”邂逅梁，与村民自治专家贺雪峰有关。35岁的贺雪峰，湖北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农村研究所所长。据称，早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贺就震撼于贝尔特·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中说过的一句话：学术的意义在于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基于这样的理念，贺倾心村民自治研究5年，且与初中曾教过他的老师梁开金联袂撰写了《乡村治理制度变迁》一书。
2000年3月，在民政部村民自治研讨会上，周鸿陵认识了贺雪峰。
半年后无可奈何的周，贺雪峰和沙洋县如一根扬子江心的稻草在脑海中骤然浮现。
电话那端，贺雪峰说“等我和梁开金说说”。
没等多久，贺便以喜悦的口吻带来喜讯，主持沙洋县政府全面工作的梁开金爽快地应承下来。
9月5日，在湖北荆门车站，兴冲冲的周鸿陵在北京开往宜昌的T49次列车上颠簸了17小时后，与前来接应的贺雪峰拥在一起。
在沙洋，梁开金对“天村”一行的到来不仅表达了一个官员场面上的欢迎，而且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与他们展开了从理论到实际层面的探讨。
在县委组织部和县民政局官员的伴随下，“天村”在沈集镇安营扎寨，开始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培训，内容是4个民主：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选举。
2000年12月13日，在沙洋县政府的一个会议室里，在一片“成绩很大，教训不少”的声音中，“天村”的第一个项目——沙洋县基层民主培训落下帷幕。村民在寒冷的雨雪中撑伞听课的民主渴求，鼓舞了“天村”，也鼓舞了梁和他的政府官员。
第二年春天，美国福特基金会支持的另一个项目——村民自治培训开始了。另一个对民主培训颇感兴趣的常务副县长王继均出现了。
王继均，河南省委组织部干部，“挂职”信阳县常务副县长。原信阳地区撤地建市后，信阳县改为平桥区。原本“挂职”的王继均留了下来，任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因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的学术渊源，王继均知遇茅于NFDA3。从茅口中获知“天村实验”后，也在探索中国农村出路的王派人到沙洋县现场观摩，确认“培训有效”便邀请“天村”移师平桥，合作进行2001年度的有关项目。
2001年6月，出于实验多元化的考量，从美国福特基金会拿到项目经费的“天村”与信阳方面签定了协议。然而，盖有平桥区委政策研究室公章的协议书，并没在有着“公章崇拜”情结的中国得到履行。开明的常务副县长依旧没有把他的兴趣留在信阳。王继均的调走，使得这个尚未执行的项目遭终止厄运。
于是，“天村”从福建上杭到湖北黄岗到安徽阜阳到北京平谷，转了一圈不得不再次回到沙洋。每次碰壁都是他们听惯的那句话，“担心激化乡村干群矛盾”。
梁开金又一次接纳了“天村”。
2001年夏天，酷暑难熬的季节里，“天村”来到沙洋县，选定了5个村庄开始了他们的村民自治培训，10几个人的队伍中，加入了一拨感动于当年偃阳初平民教育的大学生，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大学或者科研机构的名称：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所、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农村发展促进会、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一群年轻的大学生来到沙洋农村，格外引人注目。偶尔见到大学生下乡演出、扶贫的农民，以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些外来的眼镜硕士和眼睛博士。尤其是王建勋，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短暂回国期间也跟进了“天村实验”。高高胖胖的王，炎热中被蚊虫叮咬得胳膊红肿的模样，至今还打动着一个刘姓村委会主任。“他们不容易，我们很感动。”
“乌托邦”挺进现实主义社区
2001年12月26日，“天村”一周年纪念日，“天村文化交流中心”的牌子，换成了“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
名称的改变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昭示着“天村”明天的方向：锁定公民教育，造就“新民”。新民是一个区别于臣民或者半公民的称谓，也就是具备现代意识的公民。
一位项目组成员的理解是，“我们认识到村民自治实质上是一所学校，一所将村民从臣民培养为公民的大学校，实现村民自治的关键是村民的公民化。”
出于推动公民化的迫切心情，早先的“天村”将自己关于“新民”的想法寄希望于政治力量的整合。2001年2月27日，“天村”和《工人日报》联合邀请了部分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开了一个公民教育座谈会。会议的成果是一份提案：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教育部分增加“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嗣后的全国第九届政协会议上，39名政协委员共同起草并提交了这份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