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9日，周鸿陵去民政部，说他们想做一两个公民教育的样板社区。培训重点是公民自治、公民意识、公民自组织。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王时浩向他推荐了加拿大方面的资助项目。
周鸿陵说：“在北京做可能比较好。”
“为什么？”王有些不解。
“北京的经济等外在条件很好，公民的政治欲求也较强烈，容易做成样板。有了样板，我们就能在全国推广和复制。”
显然这个理由打动了兼为专家的王副司长。当着周的面，王给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打了个电话。
事情的顺利超乎“天村”人的想像，东城区同意接受他们。等到4月份加拿大方面的资金流到“天村”的账户上，关于城市社区公民教育的自组织实验就要启动了。
在2002年元旦的一份“天村”报告里，报告人透露了他们的另一个合作项目：与河北华澳专修学院合作，自2004～2008年，每年为社会提供公民教育师资50人。
有人对这个项目的未来表示怀疑，单单作为“粮草”的项目经费从哪里来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项目幕后指导茅于NFDA3也对我说，“光靠外国人的钱是难以办成事的。”
而国内的钱又从哪里来？又是一个拉不直的问号。
有人据此把“天村实验”当作一个知识分子推动的或许实现不了的乌托邦实验。虽然如此，北京大学一位经济学硕士还是对“天村”和“天村实验”表示了他的敬意，“即使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他们的尝试和努力也是值得尊敬的。”
3民主之花“挂果”江汉平原
民主并没有带来混乱,农民也可以搞民主。当民主的曙光划破江汉平原的夜空,人们发现“群力故事”就是民主之花结出的一枚“善果”,虽然它的果实还是那么的小。
2002年的春雨早早飘落在汉江流域。元宵节前一天的早晨，“天村”负责人周鸿陵走出春雨绵绵的荆门火车站，一路淋到20公里之遥的沙洋县。
第一场春雨已让江汉平原从干燥的寒冬醒来，而还在忙着过年的沙洋人，似乎并没意识到又一个新春的降临。
对季节的轮转好像不够敏感的沙洋农民，对烙在脑海中的面孔却能迅速地再现。当周鸿陵迈进一年多之前做过村民自治培训的沈集镇公坪村，村口第一家的女主人周世英犹豫一会儿后突然腼腆地笑问，“你是那个给我们上培训课的周老师吧？”
这样的回访无疑让周鸿陵感到快乐，在周从家中橱柜中翻出《村民自治培训教材》之后，周的快乐翻倍了。他扬起欢快的脸对记者说，“我们的民主培训，好像春天播洒的种子落地了。”
民主的曙光划破乡村的天空
2000年12月5日，沙洋县有关官员领着路，“天村”一行在稻谷收仓农忙告停的日子里来到沈集镇，一个江汉平原上的寻常小镇。
下午3点，“天村”教员来到沈集镇政府。在较为破旧的几间办公室里，沈集镇党委和政府班底全部到齐，但人们预料中的迎接县府官员或者北京来客的欢快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办公室的空气有些凝重。
周鸿陵被顾虑重重的镇干部拉到另外一个办公室。一个干部拿出“天村”事先提交的民主培训计划，问“让村民和乡村干部开展民主对话”等条款“是否可以省略”？他担心“激化干群矛盾”。
还有几个干部觉得“天村”培训村民要给每人每天10元的误工费不妥。理由：你们召集村民上课给钱，以后我们不发钱召集他们开会兴修水利什么的，还有谁愿意干？
周鸿陵摇头，一些计划的实施方式可以商榷，但误工费要照发，可以通融的是钱先给村委会，事后让村委会发给村民。这样的妥协让对方感到满意。
一天10元听课费？在据称正申报国家级贫困县的沙洋农村，这样的好事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12月6日，培训在公坪村一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舍中敲响了上课的“铃声”。为了在项目中照顾弱势团体的要求,体现平等精神，“天村”强调妇女和小姓氏家族成员的参与。
上午9时许，600余人的村庄来了300多人，妇女占了一半。“天村”教员在大喇叭中大声告诉妇女们，“你们和你们的男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你们不仅可以在小家庭当家做主，在民主政治的大家庭中，你们也是平等的。”
考虑到沙洋乡村还有传统宗族势力的影响，他们对小姓氏家族的村民说：“相对于大姓氏家族，你们是弱小的少数，但在权利上你们和强大的多数是平等的。”
回忆当时的情境，沙洋民政局的彭姓干事很感慨，“上课的时间还没到，手提板凳的村民们就赶到操场上，三三两两扎成一堆，像早些年看大戏，瞪着或兴奋或迷惑的眼睛，一边捧着凝聚北京大学等大学和科研机构学者心血的简明教材，一边盯着这些多数戴着眼镜的不速之客。”
讲课的内容是4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对饱受学院教育的“天村”教员而言，如何通俗地解释什么是民主，是一个艰难不逊于做一篇优秀论文的难题。“好在他们挺过来了。”一位地方官员赞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