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花园版主编 刘丹栋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分层，不论人们如何评价和看待这一社会现象，但想不承认这个现实都不行，”周鸿陵说。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就像是一台分析仪器，记录和发现社会政治经济的微妙变化，从事社会转型理论研究和社会实验的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周鸿陵就是这样的记录者。他近年来一直在进行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而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上层不等于上流
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上层社会正在形成。
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社会分层中的社会上层人群，与上流社会是两个相关的范畴，但是并不完全相同。社会上层是一个社会学的定义，它通常是指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管理精英、知识精英和文艺、体育、媒体精英等，而上流社会，更多是指由上层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决定的一个特定圈子的团体。有的人可能是社会上层的人，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可能不是上流社会的，而有些跻身于上流社会的人，则可能本身并不是上层社会的人。最典型的例子是，前几年很流行的“小资”一说，其实就是年轻人对上流社会向往、模仿的结果。
上流社会的生活圈子是由上层社会的组织来决定的，在美国就有著名的芝加哥俱乐部、第五大道俱乐部，在香港、台湾也有许多活跃的太太俱乐部，这些都是在一个社会中形成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组织。周鸿陵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单单从个人的智力水平、努力程度和对社会的贡献程度等的不同来看，就自然会产生社会分层。周说，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中的某些人群应该是未来上流社会的主体，但是现在的中国缺乏社团型的俱乐部，有一种“碎片化现象”，这些社会精英们之间的联系还没有整体化，或者可以说，目前的中国上流社会还处于形成的过程中，清晰稳定的上流社会还需要假以时日。
丑小鸭要努力变天鹅
周鸿陵自认是一个乐观的人，他认为健康的社会分层对人的导向是积极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向更高层级攀登，丑小鸭也会有变成天鹅的梦想。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鼓励这种社会分层的流动的，分层的不断变化是社会活力的象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一个再分层化的过程，一些新的阶层正在形成，上层社会的导向标准正在由过去的政治导向向财富导向过渡。但是现在仍然处于一种混沌状态，社会分层区隔的界限还不清晰，例如传统阶层的等级观念还在存在，城乡的差别还很大等等。而且一个积极的上流社会，不同领域精英是可以流动的，比如一个律师可以做总统，一个总统也可以在卸任之后去教书。
社会性别也是考量社会公平的一个方面，女性能够用什么方式进入上流社会也代表了这个社会的公平程度。出嫁可能是最节省力气的方式，比如黛安娜这个平民女子成为王妃就是个典型例子，这是女性进入上层社会的一个通路，但是社会学者并不倡导这样，因为社会流动比较公正的状态应该是那些优秀的人进入上层，把容貌、家庭背景等这些先天的因素的作用弱化，而把后天的努力因素放大。“任何人都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这才是一个有正义、有公平、有活力的社会。”周鸿陵说。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真正的上流
周鸿陵说，传统的理论认为，社会分层本质上讲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中的分布情况,因此,资源的类型和占有水平常常成为划分阶层、社会地位的标准。在中国，虽然关于“上流社会标准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这并不影响周对真正的上流社会人群的基本判断，他认为，不同的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是不同的，理应按照与占有资源比例相当地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真正的上流社会人群应该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财富或有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地位，更是因为他们主动去承担了更大的社会责任，转型期社会需要那些主动去承担社会责任的人，需要这些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
周鸿陵认为，虽然在上层社会中，女性还是少数，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女性积累财富的通道、方式和数量都有了更多的变化，女性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周鸿陵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特别是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才是真正上流社会的女性？那些过度模仿上流社会生活，超前消费和单纯追求财富的当然不是。
周鸿陵说：“真正的上流女性除了要有和她参与社会上流活动的财富基础之外，至少是有同情心的，有责任意识，有好的修养和气质，有一定的学习能力，有现代公民的主体意识，在经济和人格上独立。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并主动自觉地去承担社会责任。当社会责任成为她们的一种价值追求，这样的上流女性越多，我们的社会才能越精彩”（该文刊登于《女友》花园版2007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