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02年年底，周鸿陵的身影反复出现在北京长安街的西段――八宝山鲁谷地区，一项新的实验正在这里悄悄酝酿。
与周鸿陵有关的实验，都与推进民主、推行公民教育有关。他得以跃入更多人的视野，源于2002年8月九道湾社区的一次直接选举，作为北京城区第一次直选的促成人，随着这一关键事件的成功实施，周鸿陵走到了地上。
宣扬自己，宣扬自己的民主思想，周鸿陵为此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梦想与力量。
〖正文〗
思 想 启 蒙
“九道湾是在居民委员会这一层面上进行改革，而即将进行的鲁谷社区改革，则是围绕街道办事处这一层面设计的。如果改革方案能够顺利通过，接下来的“体制改革”（？）恐怕又会创造一个第一。”周鸿陵微笑着把自己一次次地置于风口浪尖，每一次尝试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这种极富实践意义的行走始于2000年。以此之前，周鸿陵更多是在思想上寻找突破，“像在一个屋子里，要找到出去的门。”
“最初的动力，来源于年幼时一些痛苦的记忆。”周鸿陵生于河北邢台，在他还不满四岁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一场地震，“当时是1966年，地震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恐惧，到处是天翻地覆。”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同样是一场天翻地覆。”
“我无法抹掉记忆深处的这些来自于自然和社会的恐惧。怎样才能保证永远不再恐惧？”经过中专教育之后的周鸿陵，在工作中开始了思索。
思索的过程艰难而漫长。1994年他放下了在农业银行的工作，停薪留职，辗转做过媒体、文化公司之后，于1996年10月来到了北京。“当时思路中的很多事情还处于一种朦朦胧胧的状态，还是不清晰。”周鸿陵这样评价初到京城的自己――有最初朴素的认识，也做过很多尝试，但总觉得，路还没有找到。
直到1999年，他与经济学家茅于轼联合发表了文章《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文中提出了以稳健的方式改革，建立民主法治制度，推动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的思路。“只有民主，才能彻底地摆脱贫穷与恐惧。”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在实践阶段我们做的具体的事比较多，标志性的事就是在湖北省沙洋县。”在这里，天村实施了它的第一个项目――沙洋县基层民主培训。
“当时是2000年，我们在湖北沙洋的两个镇、五个村，进行了公民教育、基层自治这种项目。2001年继续在湖北沙阳，范围是另外一个镇和五个村。”两次试验的大范围都是在湖北沙阳，但在具体地点的选择上却有着差别：2000年试验的两个镇和五个村是分散的，而2001年试验的五个村相邻，同属于一个镇，形成了一个大的区域。“由散兵游勇式的实验，到连成区域，这是一种跨越，会使实验的效果更深远。”
湖北沙洋像是天村的试验基地，周鸿陵在这里启蒙着村民的民主思想，也实践与完善着他的公民理论。“当村民没有公民化的时候，选举往往成为一种负担。”
“我们在沙洋进行公民教育的主要成果就是，村民们对农村社会的参与程度提高了，维权意识提高了。经过我们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实验，村民开始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了。”令周鸿陵印象颇深的一件事发生在沙洋群力村。2000年沙洋县进行了换届选举，但是群力村却连续因为投票超不过半数，而选举不出村里的领导和自治组织来。“投票不过半数的原因就是这个村的派系斗争非常厉害，当时村里的状况是一种彻底的无序，就像瘫痪了一样。”
这种情况下，“天村”便在群力村展开了公民教育。“首先让他们意识到什么是公民，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以及履行自己的义务。在现代社会中，就需要组织起来。”
“没有组织的话，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都不可能实现。按照大多数人意愿，成立一个组织是很有必要的，这是实现自治、实现民主的一个前提条件。”除了这种理论上的讲解，“天村”还具体向村民们讲解了选举与投票的知识，怎样投票、怎样选举。在这种培训的基础上，
2001年底，沙洋县民政局对这个非政府部门的综合调研、村民培训、咨询指导给出鉴定：对实施地的村民自治、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民教育在农村的经验，为周鸿陵进入城市做好了心理准备，他开始寻找走进城市的机遇。
城 市 契 机
带着农村公民实验的成功经验，周鸿陵把目光对准了城市。
北京市东城区的九道湾社区，成了一个契机。
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处长王时浩当即便给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打了电话，没想到东城区也正在寻找创新的思路，一拍即合。
2002年4月初，周鸿陵、王时浩和东城区民政局副局长符正成等人见了面，研究了进一步合作、推进中国基层民主及城市社区建设的问题。
由于这是在北京市进行的第一个社区的直接选举，也是为明年上半年北京社区换届进行的准备工作，九道湾社区一时间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30多家媒体对选举情况进行了报道。
选举之后，周鸿陵仍然在关注着九道湾，新民中心继续与北新桥街道办事处以及九道湾社区自治组织联系，帮助他们制定新的规划和有关会议制度等。三个月后的
《报告》中还提出了一个设想，“实验证明，现行《居委会组织法》对居委会性质、选举、运行的规定还不明晰、完善，在选举中我们不但将农村村委会选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引进来，还参考了先进国家的选举经验。我们设想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向国家立法机关提出修改《居委会组织法》的建议。”
九道湾项目使周鸿陵在城市基层成功登陆。2002年8月，当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领导同志坐在一起讨论本地区的社区建设改革时，有人推荐了周鸿陵。于是，周鸿陵又将行走的脚步落到了石景山区。“这次石景山政府除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有关方针政策之外，同时还请一些社会专家参与，我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也参与其中，虽然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也在参与政府事务。”
“原来这里是一片菜地，现在郊区城市化，都变成高楼大厦了。在区域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了，使得原来的一个八宝山办事处不够用了，需要分立一个新的办事处来管理这样一个地域。石景山区领导的想法是，不想简单地分立出这样一个新的街道办事处，而是希望能够在体制上进行创新。”创新意识，是双方走到一起的关键性因素。这种街道办事处层面的体制创新，与九道湾居委会直选相比，又有了飞跃。
“新分立出来的街道办事处的名字可能会是‘鲁谷社区’而不是‘鲁谷街道办事处’，如果方案通过的话，2003年春就会挂牌，机构就会开始工作了。”对于名称的变化，周鸿陵认为“有实质意义”，“代表了政府职能的转换，代表了在新的社会发展情况下一种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化，影响力会很久远的。”
虽然方案中的“鲁谷社区”不会采用像九道湾一样的直接选举，但周鸿陵对“鲁谷社区”寄予的希望丝毫不亚于“九道湾社区”，甚至，还高得多，“这是北京第一次在街道办事处这个层面进行大的改革，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触动很多层面的改革。”
理 想 主 义
“我们最理想的设计，就是在中国城市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它的行政事务体现为服务，是一个为群众服务的机构。它代表居民，传达居民的一些意见，同时监督上一级职能部门的执行力度。”
“当然这是最理想的设计。”周鸿陵笑了。
理想主义。记者在采访周鸿陵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周鸿陵，以及越来越多和周鸿陵走到一起的志愿者，都在这种理想主义光芒的照耀下。
“我们新民中心每天给每个员工发的生活费用只有3块钱。为了钱，就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周鸿陵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能够参与到推广公民教育的工作中来，但对每一个潜在的志愿者他都会提前打好招呼：如果真的要从事这份事业，就要做好在物质吃苦的准备。
新民中心目前的运营经费主要靠外界资助。没有钱，生活保障不了，实验也进行不了。以九道湾为例，新民中心向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社会项目申请了十万余元的人民币资助。为了进行公民教育，推进直选的顺利进行，他们编印了《九道湾社区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培训教材》、九道湾社区居民委员会选举VCD（当地居民参与VCD中的剧情表演）以及直观易懂的选举画册。
《培训教材》分为前言、公民与居民、社区与选举、选举、居委会运行几大部分，里面介绍了项目的宗旨、民主的概念、直接选举的必要程序等。小册子被分发到了九道湾所有1145户居民手中。VCD及选举画册等培训材料准备分发给2000个家庭，传达公民价值的概念。同时，新民中心还在九道湾社区开展了调查、培训等。
如此高昂的试验成本，是否具有推广的意义？抛开钱的因素，个别地区的成功经验还能否成为一种成功经验？
“对这个问题，一直都有很多人在争论。”周鸿陵显然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试验中投入了这么多外面的力量，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如果每一个试验都这样做的话，成本也太高了，财政肯定负担不起。”
“但是就像一个彩电一样，”周鸿陵话锋一转，“第一台试验黑白电视的人，可能投入他一生的精力，但是他试验的产品成功了以后，在进行推广的时候，因为社会对产品有着本身的需求，有本身的社会传播，是多方面的。靠市场，靠营销，靠公民对生活、对物质的需求，才出现了市场化的东西，成本也就会迅速降低。就社会性的事物而言，它的传播，它的榜样的力量，它的推广的力量，被社会认可的力量，将远远会超过像家电这个层面的产品。它更像一个细菌，传染起来那是很快的。但前提条件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这么回事，并且能够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这是从纯粹的民间传播的角度讲的。”
“再有，假如我们试验的一些东西，能够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认可的话，这将会更大地节省成本。我们自己在目标设计里面就包含了法制化的目标，把通过试验证明是好的东西做出立法建议，假如说国家在修改《居委会组织法》时，将基层直选修订为是一个法定程序，那么到时候谁要是再不去进行真正的居民选举的话，就是违法。”
“我们主要的理论，就是要通过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识，来建设现代的公民社会。现代公民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现代民主，或者叫现代自治社会，这是实验的核心问题。”
为着这样的理想，周鸿陵和他的同事们，继续坚强而执著地，行走在推行民主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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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周鸿陵理论：
一个合格公民应具备的素质：
一、权利、责任意识；
二、法治意识；
三、纳税人意识，由此又可引导出参政、议政、督政意识；
四、科学理性精神；
五、道德意识；
六、生态意识或可持续发展意识；
七、健康的心理素质；
八、不断学习、与时代共同进步的能力；
九、世界公民的意识。
在上述9个组成部分里，核心是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和科学理性精神，从这两方面可以引伸出完整的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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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理论：
对社会转型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总结，从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社会演进的目标、中国社会转型的道路选择、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法进行了研究。
周鸿陵的工作：
1．1997年6月――1998年9月，以《技术、经济与管理》杂志社驻京记者站为工作平台，构建了推动社会转型的非政府性组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和讨论，并向有关部门送达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2．1998年10月――1999年1月，对中国社会转型进行反思，提出以稳健的方式推动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的思路，为消除社会对立情绪，使政治改革得以继续进行做出了一定贡献。反应这一思想的代表文章为《关于政治改革的对话》（茅于轼／周鸿陵），1999年6月发表于《南风窗》杂志。
3．1998年7月――1999年3月，对现代化的人文目标进行了反思，提出公民主义体系，解释了现代化的目标是从臣民到公民、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从臣民国家到公民国家、从闭关锁国到公民世界。为动员整个社会推动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其标志性文章《呼唤公民社会》（原名《公民及公民主义》，周鸿陵），
4．1998年10月――1999年4月，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进行研究和总结。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实现，现代化第一阶段以国家整合为目标，第二阶段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第三阶段以建立民主政治为目标。其标志性文章《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周鸿陵）在网上发表后曾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被民政部收进《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
5．2000年9月――2001年4月，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社会项目的资助下，对湖北沙洋县进行了基层民主培训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得出了村民自治是将村民从臣民培养成公民的最有效方式，实现村民自治的关键是村民公民化。这是我们第一次大规模对公民主义理论、中国现代化理论进行的实践。
6．2000年3月――2001年9月，与《工人日报》合作，开辟《公民社会》专版，对推动公民教育、建设公民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2001年1月接受《工人日报》记者专访时，阐述了公民意识的九个方面。
7．2001年1月――3月，在《工人日报》的支持下，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第九届政协会议第三次全国会议送交提案，建议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增加“开展公民教育”的内容，明确把公民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的轨道，开创了非政府组织借助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整合社会资源的先例。
8．2001年9月，在对农村基层民主和城市基层民主考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向民主化的路径是公民自治。
9．2001年2月――2001年12月，在福特基金资助下，在湖北省沙洋五个村进行了村民自治培训。通过项目的实施，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村民自治培训的核心内容是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应包括公民意识、公民自组织、公民自治。公民教育将为中国培训出一大批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公民，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以现代公民为主体才能得以实现，公民教育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实现社会转型的最优选择。
10．2002年5月――，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公民社会资助下，开始对北京九道湾社区居民进行培训在中心的参与、指导下，
周鸿陵总结：
周鸿陵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探索阶段，这个时期可以追溯到中心主要领导人1979年的一些基本活动，经过20年的努力在1999年形成中国社会转型理论体系，构建了中心的指导理论；二是试验阶段，从1999年天村（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村民自治课题组）成立开始到2002年8月在北京和湖北取得基层选举成功结束，在这个阶段是周鸿陵将中国转型理论、公民社会理论运用于基层自治、民主试验之中，通过实践进一步完善了理论；三是推广阶段，这个阶段从2002年9月开始，在前期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周鸿陵形成了第三阶段战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心的战略中心将转移到对前期理论及实践经验的推广上。
周鸿陵工作规划：
2002年9月周鸿陵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对推广阶段的战略目标及项目安排进行了深入的论证，决定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周鸿陵的工作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理论传播
● 提升天村和公民教育网站的传播力度
● 创办《公民行动通讯》内部刊物
● 与人民大学联合开办“治道变革与中国发展论坛”
● 与出版社合作出版公民教育理论图书
● 与媒体合作开办专栏
人才培训
● 内部员工和志愿者培训
● 社区基层干部培训
● 公民意识培训
● 选举知识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