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民与社会责任
零点调查公司执行总裁徐显国 讲话
主持人（王建军）：根据我们原来的认识，经济学的主流，尤其是正统经济学（西方的或中国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它有一个核心模型。模型中有两个假定。其中一个是经纪人利益最大化，还有一个假定即自由竞争形成市场均衡。第二个假定现在还有争议，包括后来的新古典、凯恩斯之后都是有争议的，马克思经济学根本不承认这个假定。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承认第一个假定。企业是应该罪囚利益最大化的，但是因为企业不是一个封闭系统，所以他在罪囚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会产生溢出效应（外部效应）。这种效应又对社会产生利或害的正负效应。最大的负效应就是大家所说的环境污染。这是企业获利而对环境置之不理的结果。根据传统看法，企业只承担经济责任，不考虑企业社会责任。但是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人们要求企业把它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挂钩，于是形成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样一个运动。
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很多的内容。99年通过了一个企业契约，要求企业要坚守的社会责任的有九条原则。这九条原则中我认为有三条对中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迫切需要的。有一条是防止污染、治理污染。还有一条是企业要投入慈善事业，这对中国也是很需要的。因为中国的弱势群体是没有人管新或者政府关心不够、能力缺失的。还有一个就是企业员工的人权。在中国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对于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根据国外的经验，如果企业正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它将得到社会的回报。通过这方面认证的公司，甚至于企业股票的价格都会上涨。其商品的销售量也会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上升。所以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从整体来看是一个互相强化的过程。这个运动是跨国公司限申请的，并且形成了一个潮流。中国的企业也会跟进，这将成为一个很有发展的事业。具体内容将由徐先生作具体介绍。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先生为我们作精彩报告。
徐显国：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谈的是企业的责任，我个人背景方面先向大家做个简单的报告。
我个人是在1975年国立台湾大学的法律系第一名毕业，后到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旧金山，我拿到法律硕士和法律博士，然后在1982年在联邦和加州的司法考试通过后，在三藩市在职业律师，职业到85年左右发现一个机会。当时的台湾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国外的电脑上、医疗器材商为了降低成本而投向海外，而IBM很勇敢的、很创新的向台湾购了第一笔零件，从电脑的外壳开始，在质量方面相当的不错，而价格降低了一半。我在一些官司的得里面我认识了一些台湾的供应商，我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上能够切入这个事件，代替美商欧商在亚洲做采购的生意，提供的服务有三项：第一项就是在品质上面帮她确保，第二个在交际上面帮她确保，第三个在联合、联运上面帮她确保，因为我一次定20个货柜肯定和一个不一样，如果你们大家委托我，我把量加大，人才训练好，我把品质有个系统化，然后用我律师的背景提供法律保障的话，这样自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当然这话说回来。也是代表了我在美国的律师职业生涯下的一个低潮、一个低谷。因为生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然后在美国最优秀的行业有两大行业：医学跟法律。那个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个行业有这么艰苦的奋斗环境，而对自己有很大的期许。所以贸贸然闯进美国的法律圈，然后虽然也拿到执照，也职业，也租了一个满像样的办公室，业务也总算还不错，因为也总是有一些讲华语的客户，懂华语所以拿到华人企业的生意还不是问题，但你所办的案子有两大特色，第一，案源总是限于离婚、移民、小车祸，是我们这些平常自视很高的法律人才所办得“深得小民”的案件；第二个困难点是你真要进到美国的法律界，你说只有咱们中国人或者说华人将关系吗？美国人也是一样的。基本上讲背景、讲学校、讲你的文化，讲你的家族、讲你过去和法律的关系。固然它的关系不一定拿来作为你的桌底下的交易，或者用可量化的钱的交易，但基本上你的送件的速度、开庭的速度、对你的表情、对你的态度还是一个广义的关系，所以中间是阴错阳差，所以是生不逢时，或者是生而规划不对，反正在那个时候是觉得挺窝囊的，虽然在华人圈子里面在座谈会里面律师总是被被恭为上位，但是自己知道回到美国人或者主流社会里自己感到很蹩脚，所以那个时候有判断这个欧美正要往台湾往香港，东南亚（那个时候市四小龙，现在不流行了）采购原材料，我看到这个商机，所以切进去后我代表的第一个客户叫unix，翻译较优力，最近我看整个广州机场的电脑让他们做设计，我拿到他们的委任契约采购，然后监督质量，联合货运，然后系统化管理，那是1986年的事情，那时候认为只是玩票。那么我公司的名字响了半天，我记得我母亲生我们四个男孩的时候，生下第一个男孩子很高兴，第二个还不错，想要个女孩子，再生第三个还是男孩，第四个生下我的最小弟弟的时候，母亲掉下了眼泪，就是生不下一个女孩子。所以，在我妈妈看来我们四个孩子总是很调皮，后来我们四个读书都不错，我们四个后来都到美国，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建筑师，但是母亲那个时候的眼泪让我想起来我要生个女儿，所以我的第一胎1983年生的是一个女孩，那么取名叫Ann，那么母亲很辛苦，48岁去世，后来检查是淋巴癌，从台湾直接送到斯坦福大学，医不了，我的意思是很想念她。有一个词，意思是副业、副项，玩玩票子，所以我的律师是主业，所以那个公司取名是我的女儿的名字和母亲的名字ANN和JUN连起来annjun,这个公司有幸成长到现在，那么我们有六个工厂在新加坡，马拉西亚，菲律宾还有印尼，苏州跟青岛。当然我们后来成一个公司叫racer,我一直相信人生就像赛跑一样，有的人前面冲的凶，冲得快，冲得猛，但到最后到终点的不一定是开始快的人，人生就像竞技场一样，race就是赛跑，racer我认为很合乎我个人的人生理念，所以我后来成立一个公司叫racer,所以我的公司一个叫annjun一个叫racer,整整的20年发展下来我感觉还不错，在92，93年的时候是最高潮的时候，大概有5000万美金的营业额，员工大概1200人，现在稍降一下，所以在10年前我重新有一个生涯规划，我觉得自己在从商上整整从事了10年的商人，并不是真的有兴趣，投资在所谓的生产、营销或者营运，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在座的有一半以上跟我的志趣比较像，我对宗教很有兴趣，我对公益事业很有兴趣，我对乡村的扶贫、农村也很感兴趣，所以10年来使人生的一个摸索期。
我讲了半天浪费各位将近6分钟就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我不专，不敢号称专家。社会的裂变，内心的心灵世界的摸索，都像蛮尽本分在里面，但是基本上我可以说年了10年的法律，然后作了3年的律师，然后整整10年又投资在创业，在营运、再转销、在生产、在制造、在扩充、在国际贸易、在谈判、在扩充欧美市场方面，到了95年的时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变，开始转向跟社会公益、社会福利有关的，总之个性上还是想多跟人类，多根社会有参与而不是我那个工厂。我的公司成长20个人、40个人、80个人、1000个人……，好像看起来让人家很羡慕，你看那个徐某人年法律的（我记得我回到10年后的同学聚会上，他们都很羡慕我，因为律师干了10年还是一个满辛苦的阶段。）大家觉得我什么都有，但是在内心还是没有走到自己真正想走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外国的厂牌融入中国的社会，它必须要摸索我们心灵真正的世界，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我要点出来的是其实我们的价值观从每个角度看很一致、很有规范性，但是在我个人上（大家一回可以再发言，在批判，再论正、在讨论）我觉得这其中有一个盲点，这个“忙”你怎么写都可以，很繁忙的“忙”，也可以说很茫茫然的“茫”，也可以是很盲目的“盲”，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中国人的特色里面是很有规范性，我们从来就是对孩子说：“什么是好孩子，什么是好学生，这个规范性很清楚，”但是里面总是有差距，像背景、价值观、歌星、嗜好，行为举止、人生最大追求，奋斗目标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常常在这里面不知道怎么定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在过去的10年中我就尝试去寻找，我也帮助过孤儿院，在哈萨克斯坦，另外是在昆明，我也做过这个方面，我也办过国际学校，我也在摸索自己想做的，那么在公司在同时我把自己从所谓的CEO提升到董事长，不管事的董事长，那么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为止那总算在三十前我很清楚的给自己定位：第一个我发现自己很喜欢教书，因为毕竟加起来也快十七、八年的社会经验，有一些可以来贡献给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学生；第二个发现公共政策分析、公共利益对我很有兴趣，我的好朋友袁岳袁博士创建零点的时候我和他认识，我看到在那个时候她也是在一个很“茫”的点上，他就是想试试看在中国走社会调查，走市场调查应该会有前途，我倒没有想到在这12年后他可以成为在我们中国的市场调查，至少本土化的公司可以排第一位，那么最近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比较亲近的时候我发现，那么在三年他发现我可以走社会公益调查方面做一些事情，比如在艾滋病的防范上面，或者是关于企业形象的问题，包括对官员给人民的形象、印象，我们也时第一个公司，那么做这方面的调查，有一些发现，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做出来后倒是给政府蛮大的冲击，自己从现在开始比较注重这个事情，那么北京市政府也请五个公司竞标，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就是给他的65个部门，全部给人民的形象的看法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自己稍微想将就一点，因此我在同济大学教MBA,又到哈佛大学进修公共政策的博士的学位，我事实上是在6月12号才毕业，6月13号在洛杉矶买了一个家安顿下来，我两个大孩子，大孩子在大学读书，两年前不小心技术犯规有生了一个老三（同一个老婆）。现在带着我两岁的孩子我们搬到北京来。我从这个学期开始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校教领导学，因为领导学算是我在哈佛比较专攻的一个行业，我觉得领导学的意思是领导本身不是靠权威，那么中国人想当领导，对它是又爱慕，领导不是靠权威，不是靠威权，不是靠position，就是那个位子，它基本上是一个很高的艺术，所以我就研究这个方面，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就是用一个大概的角度来贡献，我觉得我最大的贡献是借助我的发言，造成一个平台，大家可以提供你的意见，提供你的经验，然后在我们汪先生的主持之下我们热烈的讨论。
我刚才故意强调我的背景，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不是研究所谓的“企业公民责任”，虽然在哈佛的公共管理学院也非常地强调企业责任，尤其是企业管理，英文叫做corporation citizen responsibility，就是CCR,有的简称叫CR，就是corporation responsibility 企业责任，或者说公司社会责任，这个在哈佛的公共管理学院的八大部门，现在已经是一大部门，我发觉到特别是欧美来的学生特别喜欢攻这个方面，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正如刚才王先生讲的，一开始我们要用很大的压力给些大公司说你有社会责任、企业责任，但是真正到做下去以后，公司或者奉行不渝的公司会变成一种公司文化，因为这里面一定代表诚跟信，坦白的讲，怎么讲这个东西他的底子诚跟信。你不诚，你不信是很难讲社会责任的。即便你打出一种形象，倒回来人家发现你也是一种假形象，倒回来人家发现你是在搞噱头，你是想达到一个近利，并没有达到远利。你说人人追求利益那是天经地义的，但你到头来追求的是什么利益，那个公司知道在我开公司，在我当企业家，或者我常常开玩笑，我们公司赚5000万美金的生意，我们每一毛钱都是赚欧美公司的利润，我一毛钱没有赚过我们中国人的钱，那么我将这个东西，我对他们企业的文化，对他们企业的运营，对他们的优点或者利益，看到他们的跌，看到他们的发，看到他们的落，最后他们都体会出来，尤其是安然事件，给他们很大的震撼，所以你干在公司的责任，企业的责任，公司的形象方面，你肯花这个钱也好，进这个功夫也好，你会发觉你会得到三大利益：第一个利益就是公司内部的文化，公司的员工就是在平时你不用强调诚实，不用强调信赖，它是一种文化；第二点，他就会发现你要增加成本，你肯定在三年五年内你公司的成本增加，比如说我发现汽车的零件，一下再发现零件不对，65000辆的汽车，一下子需要回收，这回收两大问题：第一，成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回收的成本；第二个是法律责任，因为你等于不打自招——我有这个问题，我出状况，这个对安全会不会有影响，这个掺杂着一些出状况的案子，是不是真的由于这个零件，还是由于喝了点酒，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或者是不专心，或者时便开车边喝咖啡，就出车祸了，法律责任全诉讼进来了，但是这个成本我发现就是一个公司的关键点，转折点，你敢不敢投这个成本？所以这就是第二点我要说的企业公民责任，你要的CCR,你要的CR，corporation responsibility 或者corporation citizen responsibility 公司公民责任的时候，你就要付出的第二个特点，相当大的代价。如果我要量化的话，你公司至少要增加4%到15%的成本，4%就在公司的公共形象，公司内部的整顿、内部的培训，产品的注意，注意对法规，对社会的责任，对安全、对材料全部都从整体的一个检验、回收、重新设计，所以我刚才说回收所要求的一个叫INVISE TROUBLE，你把问题全请进来了，这个增加成本，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所看到的是一夜之间垮掉，但一般中小企业所垮掉的，大企业承担的起，一般是这样一座基本上都得到好处，不会得到坏处的，这个好处还不是得到社会的一致好评、肯定，电视讲评的好评，还要加上其它的购买力，在短时期内下，在半年内肯定回升，所以我要说为什么外国公司（大家可以从我的数据中看得出来）今天在我们中国为什么把港台韩日公司远远的抛在后面？打入我们中国人的融入度，这个融入都很简单，就是亲和力和信赖度。亲和力就是亲切，熟眼、熟悉、放心；那就带来第二个问题信赖，基本上我买LG，基本上我买SONY，基本上我吃McDLOND’S，基本上我打NOKIA的手机，基本上我用它的奶制品，原则上我不会担心老板阿、店员阿，你当初在哪里进货？你当中冰柜有没有曾进停电阿？你不可以问这么详细的问题。她基本上的形象带给你这么一个好处。为什么外国公司做得这么成功？其实简单的说，第一，他们愿意花很多的钱去做市场调查，他们能够说我对于中国、我对于华人、我对于大中华圈、我对于这个文化有疏离感，他首先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他愿意投这个钱去做这方面的市场调查，它愿意做这方面更深入的调查。至于第二，他愿意花钱去打公共关系。公共我相信各位不要说在中国，我在美国将近作了25年了。我对公共关系这四个字还挺感冒的，我觉得公共关系是什么啊？请客?吃饭？送礼？送红包？是不是这个意思？公共关系从政同方面来说是讲专业的，比如说他会给他的客户做一套危机管理的体制，如果你发现状况，你是奶品业，你是NOKIA，你是COCACOLA，你是麦当劳，你是HOTEL,甚至是我们讲的旅馆业，都有可能危及发生。那么我先给你做一个题制，我举一个例子，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其次，当然跟媒体的关系一定要搞好。第三，他会懂得创一些节目，当然不会俗到你感到哎呀这个节目本身很无聊，很明显是在打广告。你看你参加很多公益活动，你马上有两种可能，两种感觉：第一种感觉是，哎呀打广告，浪费我的时间，纯粹是掏我口袋骗我的钱；第二种是哎呀这个广告不错啊，我的孩子很喜欢，我也学到了一种新的理念阿，最后发现哦原来是NOKIA办的，然后就回家了，反正NOKIA我现在不急买，你现在不急，一种潜意识已经进入你的大脑中了——这个公司蛮重公益的，蛮重诚信的，蛮关怀我们的。因为马斯洛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因为马斯洛说到人最后真正基本的需求，这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管是华人，是洋人，是日本人，是非洲人都是一样的，马斯洛定律我20多年学到现在，到今天我觉得非常有用，我经常用，你看任何的事情，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处理自己内心的世界，其实你发掘无非是四大需求：基本上我要温饱，我要保障，我要生存，再过来你会需要有个归属感，你组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晚上可以喝瓶酒的，或者晚上去听京剧的，反正是要归属感；那第三个就是需要被爱、被关怀、被尊敬；再高一层就是自我实现，虽然我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将孝顺，我就跟着孝顺，我总怕别人说我不孝顺。但是最后你总有一些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观念，而不是完全跟着别人走的价值观，我县凸现自己，我要发展自己的理想或者远景，甚至于你的不愉快，不得志，不顺心你把他发泄出来也是自我实现，所以说它基本上能够完全知道人民的需求，所以他让人民觉得被关怀。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公益活动，他让人们觉得被关怀。所以在这里我穿插到我讲的东西——企业的责任，企业的公民的责任是什么？当然我是那我们零点自己做过的我们跟国务院发展中心一起做的所谓“外国公司（或者说境外资本）在中国融入度调查”，这是境外资本我们调查了478家资本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公司的结果，这个相当客观，然后我们访谈的对象就是现在我在银幕上面所出现的，要知道一个公司在中古老百姓、消费者心目当中，消费习惯里面是不是真正有融入，是不是真正的产生两大感，就是亲切感跟信赖感，我们有四块调查对象是客观的得到答案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公民一般的市民，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四大圆块，就是外国企业的资源。因为我们认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的责任，不只是对一般的消费者有好感，这个你可以说附会，你可以赚他的钱，但实际上那些公司里面的人要是做的要死不活的，我们举个例子，我不知道这个例子妥不妥当。我们中国的出口的鞋子一年生产的鞋子是五十亿双，我们出口的鞋子平均价格是三到五美金，还有便宜到五毛一双的。三块五块，经过这边的调查，尽到美国后是中上档，像GATE。当然这不可能跟外国那些名牌相比，他们都是三五百块。咱们拿到的是三块五块，但是到美国是卖六十块到八十块。我们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成为出口大国,我们成为GLOBE MANUFACTOR——全球化的工厂，其实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固然造就了很多的就业市场，造鞋业给我们中国所留下的最大的影响是污水。每双鞋子皮革处理造成多大的污染？多少人闻了这个水、喝了这些被污染的水，五年十年后可能长生什么疾病。从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市政府的责任吗，保护消费者，保护制造、保护环境，是制造商的责任吗？制造商一切向钱看，讲改革开放，讲出口，讲创造外汇，讲创收，他们也是一大功臣啊，老板们也是赚辛苦钱，讲创收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固然南部出现了民工荒，他们的工资才五百元七百元，其实不是他们的工资太少而是整个乡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实际上他们也知道他的工作环境会对他们的呼吸、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代价。然后我们再讲到一个责任问题。这些购买商呢，这些在美国所讲得imports,这些进口商，他们还不是直接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是limited，因为在我看来这个五块卖到六十块有12倍，这个12倍你们知道要经过几手吗？基本上有五大管道，五大不能说剥削了、五大管道去获利。到底是谁去负责任？是购买商吗？你说一切都是limited或者GATE去负责么？还是那个进口商？进口商最好笑了，进口商在美国被一个民族所完全控制，就是犹太人。在美国是犹太人控制着这个中介，你看不到他赚大钱，这就是他们聪明的地方。他们不会去百货公司开店，让你看到他赚那么多钱，你在王府井开店，你在我们那里开了一家店；你也不会工厂老板，哎呀你的员工从五百人变成五千人，你赚了多少钱？他们就是所谓的importer，哪怕一个人只需要带着五个职员，它和很多大的经销商认识，一年制造60双simple寄给你，你一看从中挑选30双，每一双我定6000打，他的生意完成了，然后一年就赚五百万美金，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住洛杉矶，养五个职员，一年去掉给职员的薪水，它进到口袋里500万美元，净赚500万美金。我将这个例子一方面让大家轻松一点，因为我知道大家很辛苦，星期天的下午还要来听我这个不是专家的人谈不是专业的话题。但是我强调一点这个里面很有趣，我们讲到公民或者企业公民的责任问题，首先这个责任体它不是一个纯法律问题，不是纯哲学问题，不是纯道德问题。他是一个很整体的问题，需要借助我们各位的探讨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调查的背景，这个调查大概是在今年一二月份做的。我们选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我还带了四份零点的资料，这里有我们采的样品数。我想从融入度谈两大问题。什么是融入度？然后我们在来说它与我们的企业公民的责任有什么关系。基本上我们是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我们先拿诺基亚来举例。它融入中国，融入我们消费者的心理，赢得亲和度和信赖度，其是要从两个角度来评估。外部角度是看欣赏、亲和，看社会形象，看它发展的远景，看它工作的选择和产品的选择。我们更强调的一点，外国企业包括我们中国的企业的一个很大的启示，你当一个法人、公司、组织，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品牌，才能真正融入民心，长远性的、远景性的，你要注意内部的评估。这时我们就要去请教内部的资源。外国企业他们的内部资源评估很重要，他们评估的内容大概有四点——企业文化（文化是什么，只讲钱，只讲加班，只讲卖力，只讲一大堆抽象幻想的远景，不眠不休的，牺牲家庭、健康和一个人内心的宁静，跟着公司跑，跑了五年，结果发现垮了，自己垮了，或者公司也垮了），所以企业文化很重要，内部的环境也是一样。公司内部的环境也很重要。在北京的这两个星期我跑了很多公司，公司里面很多是不准抽烟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它跟钱、空间等等都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是管理机制，如绩效考核，有没有公平的绩效考核，是看谁会巴结，谁会揣度上意，谁就升迁的快。给奖金给红利是否公平，数量上是否公平。这就是管理机制问题，公共关系问题。这几个数字只供参考——外国资本在中国融入度的研究。融入度的综合排名中美资排第一名，欧资企业第二，日资第三名，港资第四名，韩资第五名。最不受欢迎的，最不融入中国社会的是台资企业。但是从细节上来看，又有一些情况。我们看欧资很有发展的潜力。在产品的选择上，不讲综合形象、不讲综合的亲和力，综合的信赖度，我们将单个的产品让客户选择，调查的最大选择的时候，日资跳上来了。日资有三个产品，我们中国人在选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喜欢选择。一个是索尼，一个是松下，一个是本田。这不是国家的策划，公司的策划虽然在后面，但是在产品的策划上，他总是能抢占签三名。韩国也是一样，他虽然是在第五名，但是它有两个产品很受欢迎。一个是LG，一个是三星。我们再看，虽然两个地区都属于中国，但是值得我们商榷的是，他们的综合排名、综合信赖度、综合亲和力排在最后，在产品上没有资格排在前面的就是台湾和香港。他们没有一个产品可以排在前二三十名，尤其是香港，虽然有很大的投入，但是却没有什么好的产品。所以这就是对我们企业的启发，拿香港、韩国、日本来做借鉴，然后慢慢地把大家都认可的这几个信赖度高的产品作为我们的规范，甚至是国家的立法或者借助各位的影响。各位是我们所讲得NPO，它在中国将来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大，因为他一边是对公民负责，一边受政府的监督。但是他们有专门的领域，政府认可他们就可以做，并不一定要得到人民的认可。他们必须代表某一个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不适合政府也不是和企业挂钩的。我们在坚持下去，我相信五年到十年之内，这样的一个团体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希望借助它们的力量和中国的几个企业，希望借助他们的熏陶，在中国形成一种风气，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很多企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刚才我们讲到外部的时候，韩资在港资上面。可是在港资里面的职员的评估，认为它至少比韩资好一点。我看到很多人做生意已经向台湾人一样了，不讲道义，讲机会主义。像陈水扁一样，他只看到自己的权益，根本不会考虑到岛内、整个民族等等的责任和利益，这就有点台资的味道了。中国的企业在兴起的时候应该向哪个国家看齐，看齐的原因是什么，是看到他的利润，还是看到他剥削职员的能力呢，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在看细节的时候又有点不一样了。欧资比较重视公共关系，所以它在内部的评价中它的排名是第一。从管理机制来看，最差的是韩资，他要比台资差。内部管理我们强调的是效率评估。韩资的评估方面的制度不是很好。这个方面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否提升本国人，即本土化是否作的彻底。这时我们整个讲演里的一个主题。要真正融入大中华的市场、消费者心灵的时候，就必须本土化，你不能打着洋人的旗帜，洋腔洋调的。虽然我们强调洋务运动，但是打入中国这个消费市场的时候，你需要本土化。但是本土化不是改个名字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把中国人提升到一个最高层的管理位置。我在1985年创建公司的时候，曾经代表美国的公司到台湾的很多工厂去看，去谈，这其中有很多的感触。从85年一直到95年，我观察到，一家五百大的美商用过一个台湾人，不管他是什么学历，爬升到台湾地区的第一管理人的位置。再经过十年的今天，我相信中国人，不管是因为自身的勤奋还是海归的什么原因，将有很多的人重用华人做总经理，包括一些美商和欧商。从我们的调查报告来看，至少台商、韩商等，他们没有真正重用中国人。在我看来，定位企业公民，在这一方面必须的改变。
日资在产品选择方面表现非常的优异，这是产品的因素。但是它除了产品还是产品，他不管本土化、亲和力等等，这些它都不太关心。台资企业在融入度方面居于全面的劣势。五六十年之后，中国人的选择一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对于台资产品、韩资产品、欧资产品。这就是说企业公民责任会给我们带来远利，这个利不是只有钱、利润，还有你的形象，你的长远社会地位，甚至于企业的危机管理。零点的另一个调查是关于中小企业的伟绩的认知和处理，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在中国，我们的中小企业14%有高度的危机。但是一问起来他们趋势一问三不知。他们在忙着收款，忙着三角债，他没有办法发现它已经在深度危机。台商、韩商，他们很大一部分已经有了很大的危机。如果我们要吸引外资，我们要从这方面进行考虑，以后我们可能就要摒弃对台商的需求，而更加注重美商等等，因为这些商家能够互惠。另外中度危机的有40%，一般的危机有45%。那么危机我需要提议下，这跟我们将公民的企业责任有什么关系那？因为公司如果没有事先的防范，它今天垮的话不是他个人垮，按照美国的《破产法》的话你还有刑事责任。在中国可能也有《破产法》，倒还没有到清公安吧，这里有律师我可以请教一下。但是要注意他的危机不是他个人损失，还有下岗的，下岗的家属，买了你东西的，想退不能退的，换得不能换的，这个都是社会的责任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提到危机，我发现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今天的讲演。危机是一个责任，企业有了危机或者知道了不承认，知道了不防范，或者知道了不赶快弥补，那么甚至还有人扩大去做，反正人生赌一次。这个损失下来整个社会遭殃、消费者遭殃，形象遭殃，然后有些人甚至怪起政府来了，怪其监督机构来了，然后大家所谓的“三输”大家全输，所以我喜欢把企业危机这个题目放在公司的法人责任里面。包括哪些危机那?人事危机、行业危机、产业危机、计算机技术、文件丢失还有财务，所谓的天灾人祸，工作危机、诉讼卷入，并购危机，并购危机跟我过去的公司，过去的美商、欧商经营我很有感触，美国、欧洲大概十年前兴起一股风潮叫做“并购”，比如说西科，他并购了大概两三百家，因为我气大，因为我财粗，你哪里有技术，哪里有市场，哪里有营销，我怕得一亿美金买你一个公司回来，有的公司可能只值两百万，他一下子一亿美金给买走了。我知道的我有一个朋友在硅谷，本来100万的房子，一下在被西科给买走了，他一下再换800万的房子，正好硅谷的泡沫还没有崩裂，所以他的房子本来只值400万，他后来拿800万去买，这一买买的好得意阿，有的人羡慕得口水都流下来了，不到两年泡沫破裂了，西科买他的房子并不是全付现金，使用股票买的，所以他的800房子要贷款600万，每个月交纳的贷款将近6万美金，他想反正我用西科的股票一亿美金买的，等到泡沫破裂的事后那大概是五年前的事情，我们羡慕他十七年前的事情，所以当泡沫破裂的时候她一个月哪里来的5万，谈能买的股票没有那么多钱，当时西科的股票一下再就跌了三分之二，所以他说不对了卖房子，人家说你这房子只值400万，可玩笑400万他拿来还贷款都不够啊，所以他不敢卖，而且你想卖你想抛人家还不见得买，因为当时整个硅谷泡沫化的时候，房地产也破裂了，所以我的那个朋友现在只能说很惨，还没有身败名裂，身已经败了，搞得肝病也出来了，名从此就不见人了。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这个就是并购问题，其实并购是一种福气啊，多少中国商人努力的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在广州，他作饮料做得很好，后来被法国商人给买走了，他算是卖得很好的价钱，当时我给他讲，人家买你的股票，买你的公司，是给你钱还是给你股票这个很重要，你拿一对股票，阿美国公司欧洲公司就好，这个也不见得。他在评估价格的时候，你要看到整个大环境，可能会大跌的，所以这个里面有个并购问题，接下来谁倒霉哪?——员工倒霉。老板作出决定，我们这个公司本来是殴商，一下再变成殴商，变成美商，不见得是好事，也许是好事啊，你一下再给发了，老板给你股权，如果没有股权，并购三大问题出来了：第一，公司文化截然不同，我以前跟中国老板做得很好，现在变成了每天用英文向我的老板报告，你报告得来吗？经理可能喜欢谁那？我这里对英语系毕业的没有讽刺的意思啊，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至少我在哈佛，我看看那些年硕士的、年博士的是什么背景？很有趣，80%都替美商作过，年哈佛比较容易。然后你猜猜这80%在大学念什么系？本科?都是纯英语系。我很诧异阿，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个是英语系？因为在台湾大学年本科让我们感觉到英语系就是年英国文学，就是智慧和美，很会欣赏莎士比亚，跟企业经营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中国这一波人员至少在90年代中期到2000年的初期，今后我可以断定对于英语系人员的需求会慢慢减少，我有这个猜测，纯属虚构阿。慢慢的很多非英语系的学生学企管的也上来了，他也可以和老板沟通，十年前大概没有一个人想到一下子改革开放，邓小平南巡一下子搞真的了，大量美商近来、欧商进来，谁来和他们沟通，和他们直接communicate？我个人所认为的在并购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危机，你可能会得到重用，一下子变成大老板了，公司的文化变了，人员变了，渠道变了，生存之道变了，对不对？第二，财务危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公司号称欧商、美商，你不知道这个财团怎么样，而且，不要以为大的就可靠。现在讲一个，这时我看了20年的结果，大的公司断腕比谁都快。为什么？他今天花了一亿美金在中国买你的公司，经过两年以后发现，哎呀，这个公司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我根本竞争不过海尔，我根本竞争不过联想，他一看不对了，你猜他会怎么样？关！它损失的起吗？她绝对损失的起。我有500亿损失的只是五百分之一，它损失的只是薪水，而你损失的是未来。投入到美商的这一段时间，你会是很辛苦的，美商在五年内不但要回收投入还要赚钱，肯定是大力的不能说是压榨，压缩好了，员工大量的付出心血，这个里面就很有趣了，你说你给美商做，别人拿4000块你拿6000块，但你有没有算过你比别人多付多少心血？还不是未来权——future right，未来权，你不知道未来会给你什么担保，接着这个东西我来提一下并购的危机，一个是文化，一个是财务，那当然第三是我刚才提到的他在工作时间、身心的付出的危机，这是我讲的企业责任的问题。
这里那在我的结论里面我把刚才讲过的再做一下总结。我们刚才讲到融入度的界定，我们讲的是社会的（我这里没有做好power point）形象，企业的文化，管理的机制，还有发展的远景，还有一个权衡他的利益。这个总的加起来就看到它的融合度。渠道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到和文化接触的程度；公共利益及沟通，有形无形的成本和收益，品牌的管理、深度的认知、市场的策略、本土化的管理融入社会，所以我们讲一个融入度的问题，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品牌管理，品牌管理就是欧美公司所成功的地方，零点现在我们客户分四大部门：市场调查是一个部门，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咨询，公司要改良体制阿，要做品牌管理阿，我们发觉第二个部门是我们现在利润也好，提升速度也好在过去的两年到未来的三年我们看准了这个市场。现在很多欧美公司非常注重品牌管理，现在我们中国的公司也开始注意品牌管理，我刚才和大家沟通的理论也是一样的，我就是想把这一套的理念，这一套的实物运用到我们的客户上面，让我们的客户知道，你花几十万人民币让他们做品牌管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心态又没有做过管理，跟这些老总沟通这些是我们真正辛苦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很庆幸阿，这少跟这袁董事长跑啊，两天跟他聊阿，包括这次住了两个星期跟他聊阿，我真的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在我们零点的客户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客户对自己丢的这个钱，我们给他的回报，我们给他的咨询，我们给他的建议，给她的培训，他从心里面从骨子里面是认可的。我们觉得这个社会责任很重要，我们觉得要将社会品牌，我们将品牌不是片老百姓或者骗消费者这个牌子好，这个实际上没有诚跟信，他们从骨子里相信我这个钱丢下去，我会受到很高的利润，这个里面好的我可以点一下，比如说福田汽车，是我们现在的几大客户之一，骨子里面真的相信；比如我们厦门有一个诚意房地产，骨子里面真的相信，在规划上面他们讲亲情，一套住宅，他们真的将规划，用中国的曹要做他几个庭院的规划，它们的设计就是让这些忙碌的企业家们，忙碌的医生啊，律师们到了这个第二个家庭的时候，带着全家去过一个quality time，所谓的品质生活。我们注意到他在大品牌的时候已经是她嘴巴讲得跟他脑子想的跟他管高达出来的是一致的，第三个我不能将他是谁，但是我真的看到他们的利益，但是我跟他吃饭它并不是真正的相信，企业公民的责任可以带给他长远的利益，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骨子里就是不信，他就会这样下去。深度荣辱的第五项，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做的演讲是我在北京的第二场，我还不会做这个power point，美国都是我的秘书帮我做，来到中国还没有习惯，因为我做的是英文的东西，翻译没有翻译好，我也没有时间看，对不起！深度认知就是深度融入这个社会，我觉得中国企业有这个责任，外国企业也有这个责任，包括中国企业深度认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文化差距感越大的国家象欧洲、美国，他们知道自己对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不了解，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不了解，他们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心态他们知道自己不了解，所以他们肯花功夫彻底去了解。所以谈到这个花钱，他们真的愿意花大量的钱去做市场调查，去做咨询，然后他们花了这个钱以后就明白；是这样吗？那我就照着你说的做，至少零点嘛，至少徐博士看起来还有个人样，这是真的，他真的这样去做了，而且真的得到他的效果了。但是这里我反过来讲，那么五年后、十年后会不会中国人的公司会更不了解中国人那？而更从欧商、美商，从IT的行业，电子行业、从乳制品行业、从房地产行业、从金融行业，从银行行业，从保险行业，从各个角度占据我们消费者的大约20小时的行业里面都变成欧商，美商的世界吗？到那时候我们再酸溜溜的，醋意浓得再骂再批评来得及吗？或者消费者自己都心甘情愿站在那一边，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人家不懂我们的，还丢了大把资金赚走我们的心，赚走我们的口袋，我们中国人文化上差距是近的，台商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多人的例子，也是最警惕、最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子，那么只有最后碰得一鼻子灰，最后输对不起不欢迎来也不需要了，那人民也不愿意买了，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深度认知、市场策略、本土化经营就是我刚才报告的重用当地人，融入社区，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最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讲到文化和思维的醒思，市场结构要调整，价值链的骨牌现象，这些都是，领导危机的防范，都属于我们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融入度的市场调查报告的内容。我刚才作了一些简单的分析，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责任的很大的省思跟回馈跟启示，那我想我的报告就打到这边结束，好了下面就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王建军：听完了徐先生的精彩演讲，我们在座一定会有很多的启示。这对于我们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也会有很强烈的冲击，徐先生所讲的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从理论到理论的这样一个思辨的过程，这其中引用了很多的数据、图表。这是非常先进的，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下面请大家根据徐先生的报告提些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或是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与会者1：刚刚您谈了您在中国走访了很多企业、公司，谈到了中国出口贸易这方面的问题。您说你们公司赚的都是美国公司的钱没有赚中国公司的钱，我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请您解释一下。
徐显国：我在85年创业，一直到去年，我们全部的生产的客户，收到钱的对象，100%是欧商跟美商。东西无论在新加坡生产还是马来西亚、台湾生产 ，已改制出口到欧洲和美洲，所以我钱赚的也是在美国、欧洲。然后再把钱打回来在这边作开销。
与会者1：因为作为一个企业家，我认为你肯定赚了中国人的钱。而且你刚刚用了一个中国人都不用的字眼“剥削”，你利用了中国的各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赚了中国人不少的钱。
徐显国：我要澄清一下，也许我的一些细节讲清楚。我们的这个厂才刚开始，产品只销在中国。我刚刚讲的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印尼这几个厂，代表了我过去，85年至94年期间企业的情况。我的公司的企业文化讲究六个“c”第六个是corpersation.我过去在当CEO的时候，我们给公司员工发的奖金是工资的八到十二倍，而且我们不鼓励加班。我当总经理的时候，晚上七八点经常去公司绕，看谁在加班。我们有一个加班簿，谁加班必须在上面签名。一个礼拜如果你加班三次，那么有两个可能——你能力不够，准备走人；第二，公司文化不对，“压榨、胁迫”，那肯定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如果你一定要讲我们压榨员工的话，我也不敢说你绝对错，因为我们对这个词的含义还有待商榷。另外我们还要将能力，你必须要诚信。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继母的唯一的弟弟，他在台湾一流的理工大学毕业后来到我公司，后来升到总经理，他因被厂商招待晚上喝就醉倒在车子里面第二天早上才被发现，连续两次，他被我开出掉了。为了这个事情我的继母两年没有跟我讲话。这个事情是可以查证的，我一直很难过，他是我继母唯一的弟弟。我将这个就是想说我们公司很讲诚跟信，有本事你在这个公司呆下来，有本事你拿订单，有本事招待这个客户，有本事把质量做好，没有本事你公司准备关门。我给我的员工讲：我给你好的待遇，好的培训。在台湾20年前出国培训还是很宝贵的事情，公司出国前要跟他签订契约，你要为他多做一年，我想探讨一下：这种契约和不合理？从情跟理跟法上面谈一下，我说你根本不要谈法，情跟理他就不对，他如果不敢愿做，他给你忽高，你多留他又能怎么样？他出国对它是个培训，他出国可能对我们做更多的订单的培养，现在我就大量鼓励员工出国考察而不必签这个多做一年的契约。第四个C叫COOPORATION即合作，如果在公司里面你恨凸现自己，你不注重团队精神，不讲究这个口号，那你也不符合这个公司。第五个C即COMMUNICATION——沟通，我自己认为自己的沟通能力强，我敢于把我自己的心里话讲给大家，所以我今天强调沟通，你要坦诚你自己，你还要懂得倾听。我们公司强调六C文化是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讲MBA的时候所强调的，昨天晚上我在清华我也强调六C。我之所以敢讲，是因为我做的得到，我做了二十多年。当然为此我付出惨重的代价，一个采购经理在新加坡给我下了订单，我花了120万美金买了六台机器准备给他生产，到了准备生产的钱一天，他提出让我太高价钱，活力的部分平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