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管治困境需要科学应对——对话于建嵘:(四）提升管治能力需多种对策

南方周末：你这样的解释有一定说服力。这让我们看到，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些改革只能一步步走，有些改革方案也许只能选择次优的。那么你的第三个对策呢？
    于建嵘：第三个对策是改进管治技术，提高管治水平，加强国家管治能力。前两个对策是基础性的，这一个则是技术性的。在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等方面如何改进，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需要专门的论证。我这里说几个具体的问题。今年4月份我到法国进行研究访问，花了一些精力了解法国的社会骚乱问题，最后得出三个判断：
    其一，法国社会骚乱的参与者主要是移民后代。我就想起了中国的农民工二代，这些人既进不了城市，也回不了农村，他们将来会成为真正的社会边缘人。
    其二，法国的社会骚乱区域主要集中在当年政府设立的移民安置区。所以，他们建议中国不要把安置房、经济房建到一起，要分散建。
    其三，法国骚乱的一个原因是，把法国的社区警察变成了巡警，搞得警察脱离了社区，不仅不了解情况，而且与社区居民没有感情交流，经常成为敌人。这就让我想到，中国要加强管制能力，也要从基础做起，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让警察真正走进社区。中国的执政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些年在城市和农村设立了许多警务室。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建设社区警务室56253个，配置社区民警99953名；建立驻村警务室88151个，配置驻村民警88261名。我认为这对中国社会的管治特别是处理社会骚乱事件有好处。但光有社区警察还远远不够，还有如何适应新的科技这个问题。因为有了手机短信和互联网，是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靠人来封锁消息的。
    最后一点，就是在处理社会骚乱时，一定要走向法制化。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施行，表明我们终于试图用法制化的方式处理社会冲突了。
    总之，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西方国家过去二百年所遇到的问题的总和。我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一方面要看到它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运行。而市场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现有政治框架不能很好地调节这些利益。这也许正是目前中国利益冲突和社会危机存在的最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